第二次约谈来得比陈默预想的快。山本显然没有从他身上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或者说，他那套滴水不漏的应对反而加重了怀疑。这一次，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人。松下次郎，特高课的另一位课长，分管情报分析，五十出头，头发花白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，每一道都又深又硬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捧着一杯茶，没有喝，只是捧着，目光在陈默身上来来回回地扫。

山本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摊着那沓熟悉的文件，最上面还是那张山田一郎的照片。他没有让陈默坐，陈默就站着，站在办公桌和沙发之间的空地上，像一个被押到审讯室还来不及按到椅子上的犯人。

“陈桑，”山本开口了，声音比上次更冷，“关于车桥泄密的事，我们又查到了一些新情况。”

陈默没有说话，等着。

“山田一郎的记者证，”山本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纸，举起来，“是伪造的。”

陈默的心跳在那一瞬间稳住了。不是不紧张，是紧张到了极点之后反而平静了，像台风眼，四周狂风暴雨，中心一丝风都没有。这张记者证本来就是伪造的，从他以山田一郎的身份踏上淮阴那一刻起，就知道这张证总有一天会被查出来是假的。他赌的是查出来的时间——在他完成任务之后，在他销毁所有证据之后，在他和山田一郎这个身份彻底切割之后。

“伪造的？”他的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惊讶，“那真正的山田一郎呢？”

“真正的山田一郎在长崎的医院里。他来中国之前突发阑尾炎，根本没有登上那艘船。”山本把那张纸放下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“有人顶替了他的身份，以随军记者的名义混进了慰问团，在淮阴待了三天，接触了松本联队的大多数军官。”

山本看着他，松下次郎也看着他。两双眼睛，一双像鹰，一双像蛇，从不同的角度盯着同一个猎物。

“陈桑，你在淮阴的那几天，有没有见过山田一郎？”

陈默想了想。不能回答得太快，太快了显得事先准备好了。也不能回答得太慢，太慢了显得在编谎话。他让那个“想”的过程持续了大约两秒，不长不短。

“没有。我在淮阴只待了两天，大部分时间在招待所和联队部之间往返，没有见过什么记者。”

山本和松下次郎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
“不过，”陈默顿了顿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接下来的话，“我倒是听说了另一件事。”

山本的眉毛动了一下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听说，有一个叫松田的日本记者，在车桥战役之前也去过淮阴。他在联队部待的时间比山田一郎更长，跟松本联队长有过多次单独接触。”陈默的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转述一件无关紧要的闲事，“这个人好像是从大阪来的，跟关西的商界走得很近。”

山本的表情变了。不是大变，是那种极其细微的、只有常年观察他的人才能捕捉到的变化——瞳孔微微收缩，嘴唇抿紧了一下。

“松田？”他重复了这个名字。

“对，松田。全名我不知道，只听说姓松田。”

陈默没有再说下去。点到为止，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。他只需要在山本的脑子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剩下的事，山本自己会完成。

松田确有其人。他是《大阪每日新闻》的记者，车桥战役前确实去过淮阴，在联队部待了几天，采访过松本。但他跟泄密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一个普通的、尽职尽责的记者。陈默在淮阴的时候跟他见过一面，在联队部的走廊里擦肩而过，互相点了个头，连话都没说。

把山田一郎的嫌疑引到松田身上，不需要证据，只需要一个名字、一条线索。山本会去查，一查就会查到松田确实去过淮阴，确实接触过松本，确实有单独相处的机会。这些“确实”加在一起，就会变成“可疑”。在特高课的词典里，“可疑”和“有罪”之间的距离，比一张纸还薄。

松田是在第二天下午被抓的。

陈默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楼下停车场里那辆黑色囚车驶进来，车门打开，两个宪兵押着一个戴黑布套的人下来。那个人被推搡着走进大楼，步伐踉跄，黑布套下露出的那截后脖颈上有几道红印，像是被人打过。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，手腕上的皮肤被手铐磨破了，血珠顺着手指往下滴。

陈默放下窗帘，坐回桌前，继续翻译那份物资报表。他敲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，像是在练打字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打字机上，照在他那双戴着皮手套的手上。假肢的金属关节在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光。

松田在审讯室里待了三天。陈默没有参与审讯，也不想知道审讯的细节。他只需要知道结果——松田招了。屈打成招，在特高课是家常便饭。不需要你是真的，只需要他们相信你是真的。当你被吊起来、被灌水、被电击、被拔掉指甲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愿意承认。你是间谍，你是共党，你是重庆的人，你是任何他们想让你成为的人。只要他们停手，只要你能活着走出那间屋子。

松田没有活着走出来。

他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