扶苏望着窗外掠过的飞鸟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著竹简边缘，思绪却早已挣脱了眼前的方寸天地，沉湎于一段尘封的秦史之中。

唐铎告退之后，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——墨家的组织架构，在统一之后会成为隐患。但这个隐患，不是墨家独有的。任何拥有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力量、威望、组织的人或团体，都会让君王不安。不是君王多疑，是权力本身的逻辑如此。

扶苏想起了武安君白起。

白起之死，是大秦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。扶苏读过《秦纪》中关于白起的记载，也听嬴政偶尔提起过这位曾祖时代的战神。白起担任秦国将领三十多年，攻城七十余座，歼灭敌军近百万，平生大小七十余战，无一败绩。长平之战，一夜之间坑杀赵卒四十万，天下震怖。所有秦军将士，皆视之为神，敬之如父。

然后，他被赐死于杜邮。

世人皆言，白起触怒秦昭襄王，拒不出兵邯郸，故而获罪赐死。扶苏前世读史时，也曾为白起鸣不平——战功赫赫，忠心耿耿，只因直言进谏，便落得如此下场，何其不公。但如今他身为大秦太子，坐在咸阳宫的偏殿里，以储君的身份重新审视这段历史，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东西。

他想起墨家的隐忧，再想想白起之死，心中渐渐明朗。

扶苏在心中自问自答：白起的罪过，真的大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吗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这个自然没有。

若白起当真罪大恶极，为何后世会有“白起死而非其罪”的评说？为何父王嬴政即位之后，即便背负著承认曾祖昭襄王“做错”的风险，也要为武安君恢复名誉？

扶苏想起嬴政为白起平反的事。那是在嬴政亲政之后不久，他下诏恢复白起的爵位和名誉，重新安葬，岁时祭祀。这件事在朝堂上曾引起过争议——为先王有过错之事平反，有损先王威严，也有损秦王一脉的脸面。但嬴政还是做了。

这背后，说明了三件事。

第一，当年的武安君白起，的确罪不该死。嬴政不是是非不分的人，他肯为白起平反，说明白起之死是一桩冤案。

第二，恢复武安君的名誉，比起维护旧日曾祖的脸面，更加重要。这意味着在嬴政心中，有些事情比“先王的颜面”更重要——比如军心，比如公义，比如秦国的长远利益。

第三，恢复武安君的名誉，能够给父王带来更大的好处。扶苏想得更深一层——嬴政为白起平反，不只是为了公义，也是为了收买军心。秦军将士世代敬仰白起，嬴政此举，等于告诉所有将士：寡人知道你们的战神受了委屈，寡人替他洗清了。从此，将士们对嬴政的忠诚，比对昭襄王的忠诚更深。

扶苏在心中画了一条线。

白起之所以会死，除了触怒昭襄王之外，未尝没有他自身功勋、能力、威望威胁到了昭襄王王权的原因。

武安君白起统兵三十余年，秦军将士只知武安君，不知秦王。这种威望，于君王而言，是如芒在背的利刃。不是白起有反心，而是他有造反的能力。一个拥有如此威望的将领，只要他愿意，振臂一呼，秦军将士多半会跟着他走。昭襄王敢赌吗？不敢。所以白起必须死。

扶苏想到这里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

功臣之死，当然有一部分是国君昏庸、听受小人谗言的因素。白起之死，范雎的挑拨起了很大作用。但更多的因素，是该名臣良将威信过高、能力过强，虽无反叛之心，却实打实地拥有反叛之能力。同时，还不自知，更不懂得自污，不授君主以柄以安君主猜忌之心。最终在不知不觉中冒犯、挑衅到了君主和王权，从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

这便是白起的悲剧，也是后世无数功臣的宿命。

扶苏忽然想起了唐朝的大将郭子仪。那是他在前世读史时印象最深的一个功臣。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，收复两京，功盖天下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。皇帝猜忌他，他就交出兵权；皇帝需要他，他就重新披挂。家中门户大开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出，以示心中坦荡、毫无私密。他自污名节，买歌伎、蓄美妾、广置田产，让皇帝觉得他不过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俗人，没有任何野心。最终，郭子仪以八十五岁高龄善终，富贵寿考，子孙满堂。

同样是功高震主，白起死了，郭子仪活了。区别在哪里？在白起不懂得“自污”，在郭子仪懂得“让君王安心”。

扶苏在心中长叹一声。这个道理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。让一个功盖天下的将军放下身段去自污、去示弱、去让君王觉得自己是个庸人，这比打仗还难。白起做不到，所以白起死了。

他又想到了墨家。

墨家的组织架构，便是因为——墨家有巨子，有严密的门规，有徒众数万，只忠巨子，不忠君王。这与当年的白起，何其相似。

白起无私兵，无自立法度，仅凭个人威望，便让君王不安。墨家有组织，有号令，有自己的法度，若不加以约束，将来便是第二个“白起”，甚至比白起更甚。白起只是一个将领，他的影响力主要在军中。墨家遍布天下，有工匠、有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