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和十八年，三月廿五。

陆清晏升任户部尚书的第三个月，新政推行到了最关键的一步。这份奏折他改了七遍，案头的废纸堆得老高，每一稿都被他推翻重来。不是措辞不对，是那些数字——金薯、玉米、土豆的推广面积，免税的额度，开荒的亩数，每一条都要精确到个位数，不能多，不能少，更不能错。

方书办从泉州调回京城了。他坐在户部衙门的厢房里，面前堆着十八省送来的农政帐册，一本本核对，一页页批注。他的眼睛熬得通红，茶凉了又续，续了又凉，也顾不上喝。

“大人，直隶的数字报上来了。”他把一份厚厚的文书放在陆清晏案头，“金薯推广十二万亩，玉米八万亩，土豆六万亩。去年全年，这三样作物的收成，折合粮食，够二百万人吃一年。”

二百万人。

陆清晏看着那个数字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想起刚到泉州时，在码头边上遇见那个卖野菜的老妇人，想起老吴跪在地上说“大人走了，谁教我们种地”，想起崔明远说的那些小庙，供着“金薯伯陆公之位”。他提起笔，在奏折上改了两个字，把“试行”改成“永制”。

“发往各省。”他把奏折递给方书办，“告诉他们，从今年起，这三样作物的推广，纳入农政考核。推广不力者，年底考绩一票否决。”

方书办接过奏折，尤豫了一下。“大人，有些省份的地不适合种这些……”

“那就因地制宜。”陆清晏站起身，走到墙上那幅舆图前，“金薯耐旱，种在西北。玉米喜光，种在华北。土豆耐寒，种在东北。高粱不挑地，哪儿都能种。各府各县，按自己的情况报方案，户部不搞一刀切。但有一条——地不能荒着。能种的都种上，种不上的，说明理由。”

方书办应了，抱着奏折匆匆出去。

陆清晏站在舆图前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州县名字。有些地方他去过，有些地方他连名字都没听说过。可那些地方的人，都在种他带来的庄稼，吃他带来的粮食。他伸出手，指腹轻轻划过那条弯弯曲曲的黄河。黄河从西到东，穿过大半个大雍，两岸的百姓靠它活，也被它害。今年，水泥要第一次大规模用在黄河上。

刘学文已经在堤上待了两个月了。

永和十八年，四月初八。黄河，开封段。

堤坝上站满了人。穿官袍的，穿短褐的，光着膀子的，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把几里长的堤岸挤得水泄不通。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都盯着那处缺口——合龙口。河水从那里奔涌而出，浑浊的浪头拍打着两岸，溅起一人高的水花。几十条船停在龙口两侧，船上装满了石料和水泥砖，船工们赤着上身，攥着缆绳，等着那一声令下。

刘学文站在龙口边的脚手架上，风吹得他的官袍猎猎作响。他瘦了，黑了，颧骨高出来，眼窝凹下去，可眼睛很亮，亮得象河面上的波光。手里攥着一面小红旗，旗角被风扯得哗啦啦响。

“刘大人，水位又涨了！”有人在下面喊。

他没有看水位。他盯着那处缺口，盯着那些船，盯着船上那些石料。这处堤，从去年秋天开始修，修了大半年，用了几十万斤水泥。每一批料他都亲自验过，每一段堤他都亲自走过。如今，只差这最后几丈。

他把红旗举起来，又放下。不是时候。再等等。

河风很大，吹得脚手架吱呀作响。他站在上面，稳得象钉在那里的木桩。脑子里一遍遍过着那些数字——水流量，流速，石料的重量，水泥的凝固时间。这些数字他算了无数遍，在户部的办公室里算，在驿馆的灯下算，在堤上顶着风沙算。每一个数字都刻在他脑子里，刻得比水泥还硬。

“刘大人！”又有人在喊，“再不堵，就来不及了！”

他没有理。红旗还举着，没有挥下去。他在等。等那阵风过去，等浪头小一些，等船工们把缆绳再紧一紧。

风小了一瞬。

红旗猛地挥下。

“合龙——！”

几十条船同时激活，船工们喊着号子，把缆绳拉得绷紧。船上的石料和水泥砖哗啦啦倾入龙口，溅起巨大的水花。河面上像炸开了锅，浪头一个接一个，拍打着船身，拍打着堤岸。有人被浪打倒，爬起来继续干。有人手被缆绳磨破了，血滴在石料上，也不吭声。刘学文站在脚手架上，看着那些石料一块块堆上去，看着那处缺口一寸寸缩小。他的嘴唇在动，不知是在念什么。

最后一船石料倾入龙口，水花落下，河面忽然安静了。

合龙了。

堤上静了一瞬，然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。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跪在地上磕头，有人把帽子抛向天空。那些声音混在一起，被河风卷着，飘出去很远很远。

刘学文从脚手架上下来，腿有些软。他扶着堤岸，蹲下身，看着那片新筑的堤。水泥还是湿的，灰白色的，和那些石料紧紧咬在一起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，水泥凉凉的，粗糙的，硌手。可他舍不得拿开。

“刘大人！刘大人！”有人跑过来，满脸是泪，“百姓们都在谢您呢！”

他站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