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广发的院子在镇子东头，紧挨着出镇的大路。院墙不高，但上面插满了碎玻璃。他做的是黑市生意，倒腾皮毛和药材，从境外进来的货，再转手卖到内地。在这条在线跑了七八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

几个人翻墙进来的时候，他正在院子里晾晒昨天收的一批羊皮。听到动静，他猛地抬头，看到墙头上跳下来的人影，手里的羊皮一扔，转身就跑。

三步。他只跑了三步。

两个人在院子里堵住了他，一个从正面扑过来，一个从侧面抄了后路。他被按在地上，脸贴着冰凉的泥土，嘴里啃了一口沙子。他拼命挣扎，骼膊被反剪到背后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”他扯着嗓子喊。

一张证件堵在他嘴边，那人的声音不高：“回去再说。”

钱广发不挣扎了。他趴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眼睛死死盯着院门口那辆吉普车。他知道，这次来的不是公安，是比那些人更厉害的角色。

周小山家在最南边，离邮局最近。他每天五点半起床，六点出门，骑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，走遍红旗镇的每一条街巷。送信、送报、送包裹，谁家的信、谁家的报纸、谁家从外地寄来的东西，都经过他的手。他跟谁都认识，跟谁都聊得来，谁都不会对他起疑心。

今天他刚把自行车推出门，后座上的绿色邮袋还没挂好。门被推开，两个人站在门口，堵住了他的路。
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那种笑容他很熟练，是送报时对每一个人都会露出的、热络的、让人放松警剔的笑：“同志，找谁？是要寄信还是？”

一张证件亮出来。红色封皮，国徽，编号。周小山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像被人掐住了喉咙。他的手还扶着自行车，车把歪了，邮袋滑下来，掉在地上，几封信散落出来。

那两个人没有弯腰帮他捡。一个人把自行车推到墙边靠好，另一个人打开车门。

“上车。”

周小山看了一眼那扇他每天进出的门，看了一眼靠在墙边的自行车，看了一眼散落在地上的信。他没有说话，低着头上了车。

三辆车，三个人，同时激活。引擎声在清晨的小镇上低低地响着，像某种沉闷的鼓点。车驶出红旗镇，驶上通往边防三团的砂石路。三辆车分了三个方向，一辆往东，一辆往西，一辆往北。他们不会碰面，不会有机会对口供，不会知道对方说了什么。

红旗镇的街道上，有人开始出来倒水，有人蹲在门口刷牙，有人赶着驴车往地里走。供销社的门开着，但柜台后面没有人。算盘珠子散了一地，煤油灯还亮着。邮递员家的门也开着，自行车靠在墙边，几封信散在地上，被风吹得到处都是。

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同一时间，边疆军区。

刘震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三楼最东头，窗户对着训练场。他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，比规定时间早半个小时。今天他来得更早一些，六点二十就坐在了桌前。他睡不着。昨天干休所那边来了电话，说最近风声紧，让他把东西处理掉。他把那些照片和文档锁在抽屉里，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处理。

门被推开的时候，他正拿着一份文档，半天没有翻动一页。

沉队长带着两个人走进来。那两个人他没有见过，穿着便装，但腰板挺得很直，眼神很硬。刘震皱起眉头，放下手里的文档，声音里带着不悦：“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”

沉队长没有说话。他走到桌前，把一张纸放在刘震面前，然后退后一步，站在旁边。

那是一份通话记录。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过去三个月，他办公室的专线与干休所同一号码通话四十七次。时间、时长，每一次都列在上面。最长的一次，十七分钟，就在两周前。

刘震的脸色变了。他的手指微微发抖，那张纸在他手里抖得象风中的树叶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个字都挤不出来。

沉队长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份文档，放在桌上。那是一份搜查令，上面盖着鲜红的印章。“刘震同志，经组织调查，你涉嫌与境外势力勾结，泄露军事机密。现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。请你配合。”

刘震猛地站起来。椅子向后倒去，哐当一声摔在地上，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额角的青筋暴起来，手指指着沉队长，声音又尖又厉：“你们这是诬陷！我没有！我跟干休所打电话，那是我叔父！我是跟他老人家问安！这是家事！你们有什么资格查我？”

沉队长没有跟他争辩。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第三样东西，一个从刘震办公桌抽屉里搜出来的牛皮纸信封。他当着刘震的面打开，抽出里面的东西。

那是几张照片。边防三团的哨位分布图，上面用红笔标注得密密麻麻。每一个哨位的位置、兵力、换岗时间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还有几张是巡逻路线的时刻表，上面画着箭头，标注着时间和距离。照片的背面，有一行小字，是刘震自己的笔迹：“三团资料，已核。”

刘震看着那些照片，腿一软，坐回了椅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