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的风，寒意凛冽。

沈清幼提着一只旧藤条箱，从乡下坐车，迢迢千里，来到晏家。

她家人都过世了，只剩她孤零零一个。

但她还没成年，只能过来这里借住，由父亲的朋友晏庭许照顾她。

晏家院子很大。

光是倒座房就有四间，东西厢房齐整，正房是三间大瓦房。

青砖墁地，灰瓦覆顶，气派极了。

院里还停着两辆自行车，一辆飞鸽，一辆永久。

这年头，能有一辆自行车就是了不起的人家了。

沈清幼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黑布棉鞋，鞋面是她来前新纳的，熬了三个晚上。

上辈子在这个院子里，她站立难安，觉得自己上不了台面。

后来，在这院里住了三年。

三年里她小心翼翼地活着，不敢多走一步路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
她知道这院子的主人不一般。

别人都叫他“晏三爷”，见面时客客气气，说话时压着声儿。

她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他屋里总有人来谈事情，门口常有小汽车停着。

再后来，他死了。

消息传来的时候，院里来了好多大人物。

有小汽车，有穿呢子大衣的，有戴眼镜的。

他们站在正房里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她趴在窗根底下听，只听见一句“可惜了，晏三爷那么大的家业”。

再后来——

沈清幼闭了闭眼，把心尖的苦楚压下去。

再后来，她嫁给了三叔的侄子。

那个男人婚前百般殷勤，婚后原形毕露。

喝酒，赌钱，输了就打她。

她熬了五年，熬到一身病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

死的时候她才二十三岁。

没想到一睁眼，又回到了十五岁这年，站在这个四合院里，等着见那个早死的三叔。

沈清幼深吸一口气，腊月的冷空气灌进肺里，刺得生疼。

疼才好。疼才知道这不是梦。

这辈子，她不一样。

她站得很直，眸子坚韧执拗地望着前方的棉帘子。

等了一小会，正房的棉帘子挑开了。

一个人影逆着光站在门槛里。

沈清幼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再也移不开。

一身藏青色中山装，料子挺括，剪裁合身。

他站在那里，光是站着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势，像一座还没融化的冰山。

沈清幼认得那气势。

上辈子那个男人喝醉了打过她之后，会骂骂咧咧地说，他三叔当年多风光，整个四九城的生意场都要给他三分面子。

“进来。”

对方声音很低，很好听。

沈清幼乖乖提起箱子，掀开帘子走进去。

屋里热气扑面，硬木方桌漆面发亮，太师椅上搭着藏青色的坐垫，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，铺着素净的褥子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

桌上搁着青花瓷的茶壶茶碗、半包中华烟，还有一个收音机，红灯牌的，擦得干干净净。

这年头，收音机是稀罕物，一般人家买不起，买得起也不一定弄得到票。

那人背对着她，正往炉子里添煤。

炉子是新的，铁皮锃亮，火苗呼呼地蹿。

他添完煤，直起身，把炉钩子挂回原位，转过身来。

四目相对。

他的眼睛黑沉沉的，像腊月的夜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目光从她头顶扫到脚面，又扫回来。

沈清幼站在那里，任他看。

她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。

瘦，黄，身上穿着洗得快要没什么棉絮的蓝棉袄，脚上是黑布棉鞋，头发用红头绳扎着，土得很。

和这屋里的摆设一比，她就像个走错了门的人。

“我叫晏庭许。”他说，“你父亲是我的朋友，你可以叫我三叔。”

沈清幼点点头：“三叔。”

晏庭许的眉梢动了动，没应声。

他走到桌边，拿起一个茶碗，倒了一碗热水，递过来。

沈清幼伸手去接，他的手指碰到她的手背，顿了一下，然后把茶碗往她手里又送了送。

那手细瘦，凉得很。

他没说什么，只是收回手，从抽屉里拿出个牛皮纸信封。

“这是你父亲留下的钱，一共六百块。”他把信封放在桌上，“我替你存着，你要用就说话。”

沈清幼看着那个信封，没伸手。

上辈子他也是这么说的。

她那时候不敢要，一分钱都没敢要。

后来他死了，那笔钱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她一分也没拿到。

“三叔，”她抬起眼，“我能自己拿着吗？”

晏庭许看了她一眼。

那一眼说不上冷，也说不上热。

沈清幼没躲，就那么迎着他的目光。

“行。”他把信封往前推了推，“自己拿着，别弄丢了。”

沈清幼接过信封，打开看了一眼，里头是一沓崭新的票子，十块一张，整整六十张。

她把信封合上，收进棉袄里面的口袋里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