选助手，从天津来到上海。

“工友们！”李铁柱嗓门很大，“咱们工人为什么苦？为什么累？

因为说话没人听！

议会里全是老爷，他们知道咱们一天干几个时辰吗？

知道咱们的孩子为什么上不起学吗？

不知道！

所以咱们得送自己人进去！

周秀兰，女工，十九岁就在机器局干活，脸上这疤——”

他举起周秀兰的照片。

“是为造炮弹烧伤的！她懂咱们的苦！”

“可她是个女的……”有人嘀咕。

“女的怎么了？”一个女声响起。

周秀兰从人群后走出来，穿着干净的蓝布衫，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，脸上的疤痕在阳光下清晰可见。

“诸位大哥，我确实是个女工。

但正是因为是女人，我知道女工怀孕了还被逼着加班，知道女工的孩子生病了没钱看医生，知道女工被工头欺负了不敢声张。

这些事，老爷们会管吗？”

工人们沉默了。

“我不保证选上了能改变一切。”周秀兰的声音不大，很坚定。

“但我保证，每一件工友递上来的事，我都会在议会上说出来。

说不通，我就拍桌子！

再不济，我把我这脸、这疤露出来，让那些老爷看看，这就是咱们工人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！”

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，越来越响。有几个老工人抹了抹眼睛。

不远处，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，车窗后，林承志看着这一幕。

“她很有勇气。”副坐的助手出声赞扬。

“光有勇气不够。”林承志轻声评价。

“议会不是比谁嗓门大，是比谁能说服人、能妥协、能交易。

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，进去后会撞得头破血流。”

“那您还允许她参选？”

“因为国家需要理想主义者。”林承志看向窗外。

“也需要现实主义者。

需要激进派推动变革，也需要保守派稳住局面。

议会就像一台机器，每个零件都要有，才能运转。”

车子驶出南京路，拐进法租界。

这里的氛围完全不同：咖啡馆里，穿着西装的绅士们优雅地讨论着选举。

书店橱窗里，摆放着英文和法文的选举分析。

甚至还有人在街头散发传单，“维护租界权益，投票给米歇尔先生”（一个法国商人）。

天津第三选区投票站设在原直隶总督府门前的广场上。

一大早，选民就排起了长队。队伍蜿蜒如蛇，在晨雾中缓缓移动。

陈大雷排在队伍中间。

他今天特意穿上了洗干净的军装，左胸别着勋章，空荡荡的左袖用别针仔细固定。

周围有人认出他，窃窃私语：“是‘蛟龙-7号’的陈副艇长……”

“听说潜艇沉的时候，他最后一个离艇……”

投票站是用木板临时搭的棚子，门口站着两名士兵维持秩序。

进去后，第一关是验明身份：出示“选民证”（一张硬纸卡片，贴有照片和指纹），登记名字和住址。

第二关是领选票。

选票是淡黄色的厚纸，上面印着五个候选人的名字和简介：两个前清官员、一个商人、一个律师，还有周秀兰。

名字旁边各有一个圆圈。

第三关是进入投票隔间。

那是一个三面围起来的小格子，里面有支铅笔。

陈大雷盯着选票，手微微颤抖。

铅笔落下，在周秀兰名字旁的圆圈里，重重地画了一个“√”。

走出隔间，把选票折好，投进上锁的票箱。

当那张薄纸落入箱中时，陈大雷感到一种奇异的空虚。

仿佛他投进去的不只是一票，是一部分生命，一部分记忆，一部分对未来的期待。

“下一位！”

陈大雷走出投票站，阳光刺眼。

广场上，投票的队伍还在延长，一直延伸到街角。

男女老少都有，表情各异：有的兴奋，有的茫然，有的紧张。

这就是民主吗？陈大雷不知道。

他只知道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国家有点不一样了。

北京，临时议会大厦（原贡院）。

贡院的大堂里，数百名计票员正在忙碌。

他们分成五十组，每组负责一个选区的票箱。

开箱、验票、唱票、记票……

程序繁琐，秩序井然。

林承志站在二楼的回廊上，俯视着这一幕。

身边站着艾丽丝、静宜、苏菲，还有从上海赶来的周秀兰，作为候选人，她有权旁观计票。

“紧张吗？”静宜轻声问周秀兰。

年轻的女工咬着嘴唇，点头。

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指节发白。

计票已经进行了八个小时。

外面的天色从明到暗，现在已是深夜，大堂里灯火通明。

唱票声此起彼伏：

“第一选区，张謇，一票！”

“第三选区，蔡元培，一票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