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，北洋机器局第七号仓库。

雨水从锈蚀的铁皮屋顶缝隙渗下，在积满油污的水泥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浑浊的水洼。

仓库深处，昏黄的煤油灯下，二十几个人围着一张破旧的长桌，所有人都穿着沾满煤灰的工装，脸色疲惫紧张。

陈大雷，三个月前还是“蛟龙-7号”潜艇的副艇长。

他的左臂空荡荡的袖管用别针固定，用仅存的右手敲了敲桌子：“都静一静。

今天不是诉苦大会，是选举培训。

再过五天，天津第一届议会选举就要投票了，咱们工人得有代表进去说话。”

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啐了一口：“说话？跟那些老爷们说话？

陈大哥，你是打过仗见过血的，你说实话，这选举真能算数？

还不是走个过场！”

“李铁柱，你少说两句。”旁边一个年轻女工拉了拉他的袖子。

她叫周秀兰，十九岁，脸上有烧伤的疤痕，那是去年弹药车间事故留下的。

陈大雷环视众人。

这些人都来自北洋机器局各分厂，有钳工、车工、锅炉工、装配工，都是技术骨干，也都是战争的亲历者。

他们中有人在船坞被英舰炮击炸断过腿，有人在连夜生产炮弹时累昏在机床旁，有人失去了在海军服役的儿子。

“我知道大家不信。”陈大雷的声音沙哑。

“我一开始也不信。

但这是摄政王亲自下的令，《钦定宪法大纲》白纸黑字写着：

凡年满二十五岁、有固定职业、识字超过五百的男性，都有选举权。

女性暂时没有，静宜夫人已经在推动修改了。”

他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封面上印着“选举办法十二条”。

“这是我从市议会领的，我念给你们听：

第一，每个选区按人口比例分配议员名额。

第二，候选人需要三十名选民联名推荐。

第三，投票不记名，现场监票……”

“识字超过五百？”一个老钳工苦笑。

“咱们这群人，能认全自己名字的都不多。

陈兄弟，你说这规矩是不是故意卡咱们？”

陈大雷识字也不多，是在潜艇上当值时需要看仪表和命令，才硬啃下几百个字。

战争结束后，国家办了“退伍军人扫盲班”，他每晚都去，现在能磕磕巴巴读报纸了。

“咱们要推举识字的人。”陈大雷看了看众人。

“周秀兰，你上过两年女塾，认字最多，你来当候选人。”

周秀兰吓了一跳：“我？我一个女工……而且我是女的，就算选上了也进不去议会啊！”

“选举章程没说女的不行，只说了选举权暂时限于男性。”陈大雷眼睛发亮。

“被选举权没规定性别！

我查过了，法律条文上没说‘议员必须是男性’！”

仓库里一阵骚动。

“这能行吗？”

“那些老爷们不得炸锅？”

“试试！”李铁柱一拍桌子，“大不了被轰出来！

咱们得把话递进去，凭什么我们造枪造炮，流血牺牲，最后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？”

“对！试试！”

煤油灯的火苗在激动的话语中摇曳，陈大雷看着这些工友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

三个月前，他还在南海六十米深的海底，听着龙骨断裂的声音准备赴死。

现在，他坐在这漏雨的仓库里，讨论着选举和议会。

这转变太突兀，太不真实。

这就是和平，不是一切都变好了，而是有了变好的可能。

北京，宪政筹备委员会，会议室里烟雾缭绕。

长条桌两侧，十几个人正在激烈争吵。

左侧是以李鸿章为首的“渐进派”：

七十八岁的李鸿章闭目养神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。

身后坐着几个前清官员和地方士绅代表。

右侧是以蔡元培为首的“激进派”：

三十三岁的蔡元培穿着西式西装，戴金丝眼镜，说话时手势激烈：“必须扩大选举权范围！

二十五岁门槛太高，应该降到二十一岁！

识字五百的要求也必须降低，否则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被排除在外！”

“降低？”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绅士冷笑。

“蔡总长，让文盲参与治国，这不是儿戏吗？

治国需要学识，需要经验，不是街头巷议！”

“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！”蔡元培拍了桌子。

“工人、农民、士兵，他们生产粮食、制造机器、保卫国土！

凭什么不能说话？”

“凭他们不懂！”另一个士绅站起来，“我请问蔡总长，若让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决定国家预算。

他知道一两银子能买多少米、修多少路、造多少枪吗？”

“那就教他！”坐在蔡元培身边的年轻人开口。

他叫胡适，二十一岁，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，被蔡元培破格招入委员会。

“选举权不是终点，是起点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