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种有条不紊的推进工作中，工业计算机机安装工作进展迅速。

到了11月5日，就全部安装完成，进入了最艰苦的联调阶段。

60个人，四台机柜，一条产线。

从硬件与微程序的联调，到工业计算机与现场设备的联调，再到整线联动。

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啃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过。

赵老师每天都坐在那张旧课桌后面，端着搪瓷缸子，从早坐到晚的守着。

他不干活，也不指挥，但他的眼睛盯着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波形。

有时候他一句话不说，有时候他突然开口，问的不是“怎么回事”，而是“根因是什么”。

大家最怕他这种问法。

因为赵老师要的不是“电容坏了”这种答案，而是“为什么这颗电容会坏”，是批次质量问题，是选型裕量不足，还是设计时就该用另一种电容。

第一天，硬件与微程序联调刚启动，问题就来了。

诸葛彪蹲在机柜后面，手里拿着信号注入器，往i/o接口上插信号。

钱兰坐在调试终端前面，盯着屏幕上滚动的绿色字符。

第一块板卡，电源板，过了。

第二块，主控板，过了。

第三块，存储板，过了。

诸葛彪往输入端注入一个高电平信号，工业计算机读到的却是低电平。

换了一个端口，还是反的。又换了一个，这回对了。

“地址冲突。”屏幕上两处重叠的时序波形，“i/o板上有两颗芯片的片选地址重叠了，一个写的时候另一个也在监听，总线仲裁出了问题。”

宇文坤德从机柜对面走过来，看了一眼波形，又看了一眼板卡布局，沉默了几秒。

“原理图没错。布局的时候把两颗芯片的片选线靠太近，信号串扰了。”

他没有推卸责任，也没有解释为什么。

这是宇文坤德的风格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改就是了。

“改板子来不及了。”诸葛彪从嘴角拿下烟，“先飞线，把第二颗芯片的片选线改到另一个地址。”

他从工具包里抽出一卷细铜丝，剥线、上锡、焊接，动作快得像做了几百遍。

两根飞线从芯片引脚出发，穿过密密麻麻的元件，焊到背板上的一个空余地址线上。

再试，过了。

这不是临时补救，是要在下一版改板子时彻底解决的问题。

类似的问题，第一天暴露了十几个。

有的微程序逻辑错了、有的板卡上元件装反了、有的信号线序不对。

每一个问题，都有人蹲在机柜后面解决，有人坐在调试终端前面改代码，有人拿着记录本一条一条地记。

白板上的“待解决问题”栏目，从零开始，一天就涨到了十七个。

第二天，十七个条目一个一个地被划掉。

飞线的板子重新测试，过了。

改过的微程序重新加载，过了。

换过的元件重新测量，过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钱兰把最后一块板子的测试数据录入记录本，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。

“硬件与微程序联调，通了。”

诸葛彪从机柜后面爬出来，满手松香，嘴角的烟已经燃了大半。

他看了一眼白板上那些被划掉的条目，吸了一口烟，慢慢吐出来。“下一阶段。”

第三天的议题是工业计算机与现场设备联调。

苏明华蹲在精轧机的编码器旁边，手里拿着万用表。

供电电压正常，信号输出波形正常，频率也对。

但工业计算机读到的数值和现场仪表对不上：仪表显示每分钟1200转，工业计算机读到的是1140转，差了5。

她沿着编码器信号线一路查过去，从编码器到接线盒，从接线盒到桥架，从桥架到机柜后面的i/o板。

“图纸上中间有一个信号调理板，把5伏信号转成24伏。谁接的线，调理板呢？”

一个小队员站了出来，脸有些白：“苏工，是我，我没注意到图纸上还有个调理板。”

苏明华蹲下来，从备件箱里翻出调理板，固定到导轨上，重新接线。

正极、负极、信号入、信号出，四根线，一根一根地接，每接一根就用万用表量一次通断。

接完了上电，波形幅度恢复正常，工业计算机读到的数值变成了一千一百九十八转。

“过了。”她在记录本上打了一个勾，转过身看着那个小队员，“以后走线之前，把图纸从头到尾看一遍。不能跳着看，不能漏掉中间环节。”

类似的“漏环节”问题，这一阶段暴露了七八个。

有的漏了信号调理板，有的漏了隔离继电器，有的漏了终端匹配电阻。

每一个都是图纸上有、现场没装，每一个都会导致信号失真或执行器不响应。

苏明华带着人一个一个地补，一个一个地测。

但最大的问题不是“漏环节”，而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。

那天下午，苏明华蹲在精轧机控制箱旁边，盯着编码器的信号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