队。今天请各位来，是为了调查一些五年前的旧事。希望大家配合，如实回答。”
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讲台上。

“首先，是关于2018年10月17日，周建国患者死亡的那起医疗事故。”王建国开门见山，“当年的事故鉴定结论，是值班医生陈墨用药不当，负主要责任。但现在，我们收到新的线索，认为这个结论可能存在疑点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：“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有些是那晚抢救的参与者，有些是当年的科室同事。我们想听听，大家对那晚的事，还记得多少？有什么觉得不对劲的地方？无论多小的细节，都可以说。”

沉默。长久的沉默。

没人敢第一个说话。所有人都低着头，看着桌面，或者自己的手，仿佛那上面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需要研究。

林晓月的心跳如擂鼓。她知道，自己应该站出来。应该说，她看见了什么，听见了什么。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，发不出声音。五年前的恐惧，又回来了。

“我先说吧。”

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。是赵麻醉师。他缓缓站起身，七十多岁的人，背有些佝偻，但眼神很亮。

“那晚抢救，我在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“患者周建国，五十二岁，急性心梗，心源性休克。陈墨医生是值班医生，在主持抢救。要推肾上腺素时，孙小军——当时的孙副主任——来了，说让他来推。”

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。所有人都抬起头，看向赵麻醉师。

“我站在床头，负责气道。”赵麻醉师继续说，“我看见孙小军从林护士手里接过注射器，然后在操作台上放了一下，手在口袋里摸了一下。当时我忙着调呼吸机参数，没太在意。但推完药，患者三十秒后心跳就停了。我当时就觉得奇怪——肾上腺素应该提升心率血压，怎么会这么快就停？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后来调查，我作证时说‘没注意用药细节’。这是假话。我注意到了，但当时当时孙小军是副主任，我不敢得罪。而且，调查组明显倾向于‘年轻医生失误’的结论，我说了也没用。”

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。只有赵麻醉师粗重的呼吸声，和记录员快速记录时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。

“还有，”赵麻醉师补充道，“陈墨医生还在按压，孙小军就去写抢救记录。这不合规矩。我提醒了一句，他说‘先记着，别漏了’。后来那份记录，成了关键证据。但笔迹我看着像陈墨的，但又有点说不出的别扭。现在想来，可能是模仿的。”

他说完了，缓缓坐下。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。所有人都被这番证词震撼了——不是内容，是勇气。一个退休返聘的老麻醉师，在纪委和公安局面前，说出了五年前不敢说的真话。

“我我也有话要说。”

又一个声音响起。是李薇。她站起来，脸色苍白，但眼神坚定。

“我不是那晚抢救的参与者。但五年前，我在心内科轮转，孙小军是我的带教老师。”她的声音在发抖，但努力控制着，“有一次，我管的一个心衰患者，孙小军让我用一种新药——‘心达康’，说效果比常规药好。我查了文献，那药对肾功能影响大，患者有基础肾病，不适合用。我提出异议，孙小军说‘让你用就用，出事我负责’。”

她深吸一口气：“结果药用下去，患者急性肾衰，转icu住了半个月。事后，孙小军把责任推给我，说我没交代清楚患者病史。那份病历后来被修改过。最初的医嘱，是孙小军下的；但修改后的病历，医嘱人变成了我。”

会议室里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。几个医生交换了震惊的眼神。

“还有，”李薇继续说，眼泪涌了上来，“那件事之后，孙小军处处针对我。我管的患者，他总能挑出毛病；我写的病历，他总能找出错误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，申请调去了呼吸科。但类似的事我知道的，就不下五起。都是孙小军让用高价药、新药，出了问题就推给下级医生或者护士。”

她擦掉眼泪，声音嘶哑：“我以前觉得，这只是医疗风格问题，只是他太强势。但现在想想可能不是。可能他是有意为之，用患者的健康，用下级医生的职业生涯，来换取某些利益。”

她说完了，瘫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剧烈颤抖。不是害怕，是释然——把憋了五年的话说出来，把压在心里的石头搬开，那种近乎虚脱的释然。

会议室里，一个接一个，有人站起来。

“我也有话说”

“我记得一件事”

“孙主任让我”

那些被压抑了五年的声音，那些被恐惧封印的真相，在这个冬天的下午，在这间严肃的会议室里，终于破土而出，汇聚成河。

有人说，孙小军经常开一种很贵的抗凝药，但那个药的医药代表，是他亲戚。

有人说，孙小军让修改过病历，把重症患者的用药剂量调高，理由是为了“疗效”，但实际是为了拿回扣。

有人说，当年事故后，几个可能知情的医护人员，陆续被调离、被辞职。包括那个看见孙小军调换注射器的实习护士刘倩，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