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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胸口剧烈起伏，显然情绪激动。陈墨连忙起身，给他倒了杯茶：“周老，您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”

周明远接过茶杯，手也在抖。他喝了一口，深深吸了几口气，才勉强平复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”他苦笑，“退下来这些年，我以为自己已经看淡了，看开了。可看到那些材料，看到那些赤裸裸的、几乎是明目张胆的陷害，我还是控制不住。”

他看着陈墨，眼神复杂：“陈大夫，你知道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坐五年牢，不是你被吊销资格，甚至不是那个陷害你的人现在逍遥法外。而是——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低沉下来：“而是你现在坐在这里，给我看病，开方，嘱咐我注意身体。你的眼神里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委屈，只有平静。就好像那五年牢，是别人的事；就好像那些冤屈，是上辈子的事。”

陈墨沉默了。他重新坐下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处方笺的边角。诊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炉火和壶水的声音，还有窗外隐约的风声。

“周老，”良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，“您说您看了材料，感到愤怒。我理解。但对我来说，愤怒是最没用的情绪。它不能改变过去，只会毒害现在，毁灭未来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看着周明远：“五年了，我在监狱里待了五年。刚开始，我也愤怒，也怨恨，也想过为什么是我，凭什么是我。但后来，在监狱里遇到我师父，他教我医术，也教我一个道理——人这一生，遇到什么，不全由自己决定；但怎么面对，全由自己决定。”

“你可以选择在怨恨中腐烂，也可以选择在苦难中生长。我选择了后者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自己先垮了，先倒了，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那些陷害我的人，就真的赢了。”

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很轻，但在寂静的诊室里，每个字都清晰可辨。炉火的光映在他脸上，让他的眼神看起来清澈而坚定，像深冬的夜空，高远，明净，有星子闪烁。

周明远怔怔地看着他。这个年轻人，三十出头，本该是人生最好的年华，却在监狱里度过了五年，在污名中挣扎了五年。可他的眼神里，没有阴霾，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，和一种近乎悲悯的平和。

这不是装的。周明远当了三十多年法官，见过太多人，真的假的他一眼就能分辨。陈墨的平静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是经过千锤百炼后的沉静。

“所以，”周明远轻声问，“你就不想翻案？不想还自己一个清白？”

“想。”陈墨坦白，“做梦都想。但我想的，不是报复，不是要谁付出代价。我想的，只是能堂堂正正地说，我是医生陈墨，我没有害过人，我问心无愧。”

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而且，翻案不只是为了我。如果五年前那件事真是有人故意为之，那患者就死得不明不白，他的家人就永远活在疑惑和痛苦中。真相，不该被掩埋。公道，不该被遗忘。”

周明远沉默了。他端起茶杯，又喝了一口。茶已经凉了，但他浑然不觉。

许久，他放下茶杯，缓缓开口：“陈大夫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“我做法官三十四年，经手的案子，大大小小，有几千件。有铁案，有疑案，有悬案。但有一个案子，我记了三十年。”

他的目光变得悠远，仿佛穿透了时光，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法庭。

“那是个故意伤害案，被告是个农民工，原告是个包工头。农民工说，是包工头拖欠工资，他去讨薪，被包工头带人打了。包工头说，是农民工勒索不成，动手行凶。双方各执一词，证据不足。”

“当时我是主审法官，看了案卷，觉得农民工说得更可信。但合议庭另外两位法官认为，包工头是本地人，有头有脸，不会干这种事。而且，包工头提供了‘证据’——几个‘目击证人’的证言，都说看见农民工先动手。”

周明远的声音低了下来：“我坚持要再调查，但审判长说，案子拖得太久了，要尽快结案。最后，农民工被判了三年。宣判那天，他在法庭上大喊冤枉，眼睛血红，像要滴出血来。他说：‘法官，你会遭报应的！’”

诊室里安静得可怕。炉火噼啪作响，像是在为这个三十年前的故事作注脚。

“我后来调走了，去了别的法院。但那个农民工的眼神，我忘不了。三年前，我整理旧物，翻到那个案子的卷宗，鬼使神差地，我托人查了查后续。”周明远顿了顿，声音有些发颤，“那个农民工，出狱后疯了。在老家流浪，有一天掉进河里，淹死了。而那个包工头，后来因为别的案子被抓了，审讯时交代，当年那个案子，他买通了证人，伪造了证据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看着陈墨，眼中有了泪光：“陈大夫，我这一生，判对了很多案，也判错过案。但那个案子，是我心里永远的刺。每次想起来，我都想，如果当时我再坚持一下，如果再查得仔细一点，那个农民工是不是就不用坐牢，是不是就不会疯，不会死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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