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末的西安，北风凛冽，天空是铅灰色的，像是要下雪，却又迟迟不下，只把寒意沉沉地压下来。孙振国站在自家书房窗前，手指间夹着一支已经燃到过滤嘴的中华烟，却浑然不觉，只死死盯着窗外那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梧桐。

烟灰积了长长一截，终于不堪重负，掉落在昂贵的大理石窗台上，溅开一小撮灰白的碎末。孙振国这才回过神，将烟头摁灭在水晶烟灰缸里——那里已经堆了七八个烟头，像一座小小的、绝望的坟。

书房里很安静，暖气开得很足，但孙振国只觉得浑身发冷。那种冷从骨头缝里渗出来，任多少暖气都驱不散。他缓缓转身，目光落在书桌上一字排开的三部手机上。

一部是日常用的智能机，此刻屏幕暗着。一部是老式的翻盖手机，只有几个最亲近的人知道号码。还有一部，是黑色的、没有任何标识的按键手机，只用过寥寥几次，但每一次，都关乎生死。

三天了。距离儿子孙小军被正式批捕，已经三天了。距离他最后一次接到“那边”的电话，说“事情压不住了”，也已经三天了。

这三天，孙振国动用了自己退休前在卫生系统经营三十年攒下的所有人脉。从省卫健委的老部下，到市卫生局的老同事，再到各大医院的院长、书记他一个个打电话，一个个约见面，低声下气，好话说尽，甚至不惜暗示可以动用一些“非常手段”。

但回应，一个比一个冷淡。

“老领导，不是我不帮，实在是现在风口浪尖，纪委盯着呢”

“孙局，您儿子这个事，证据太硬了，翻不了啊”

“振国啊，听我一句劝，让小军认了吧，争取个态度好，还能少判几年”

最后这句，是他最得力的老部下、现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刘建华说的。说这话时，两人在一家极其隐蔽的私房菜馆包厢里，门关着，窗帘拉着，但刘建华说话时还是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，眼睛不时瞟向门口，仿佛随时会有人破门而入。

“建华，小军是你看着长大的。”孙振国当时握着酒杯的手在抖，但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，“你就忍心看着他坐十几年牢？”

刘建华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才缓缓道：“老领导，不只是医疗事故那件事。警方在查别的小军这些年，手伸得太长了。医药代表，器械回扣，还有还有跟道上的人不清不楚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：“那个打砸医馆的黑皮，您知道吧？他供出小军，也供出了别的事。说小军这些年，通过他处理过一些‘麻烦’。具体是什么麻烦，警方还在查，但不会是小麻烦。”

孙振国的心沉了下去。他当然知道“麻烦”是什么。五年前那起医疗事故，事后有几个知情的医护人员被调离、被辞职，其中就有一个麻醉师，后来在老家出车祸死了。当时他觉得是意外，现在想来

“而且，”刘建华的声音把他从回忆中拽回来，“纪委在查卫生系统的保护伞。有人举报，说小军这些年这么嚣张，是因为上面有人。虽然没点名，但老领导，您退休了，不怕，但我还在位子上。这个节骨眼，我真的爱莫能助。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孙振国知道，这条路堵死了。

他回到家，把自己关在书房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妻子进来过几次，眼睛哭得红肿，想问什么，但看见他的脸色，又不敢问，只是默默放下茶水，又默默退出去。

这个家，完了。

孙振国走到书桌前，手指拂过桌上那本翻开的相册。最新的一页，是去年春节的全家福。孙小军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站在中间，左边是他，右边是妻子。背景是这间书房的实木书架，上面摆满了医学专着和他获得的奖杯、奖牌。

照片里的孙小军意气风发，笑容得体，眼神明亮，是标准的青年才俊，前途无量的心内科专家。谁看了不说一句“虎父无犬子”？

可现在

孙振国的手猛地攥紧，指甲陷进掌心，生疼。但他感觉不到疼，只觉得一种灭顶的恐惧，和一种深不见底的后悔。

后悔什么？后悔五年前，没有阻止儿子那个疯狂的念头？后悔这五年，一次次帮儿子擦屁股，掩盖真相？后悔自己仗着在位时的权力，为儿子铺路，让他以为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？

还是后悔后悔自己这一生，看似风光，实则败絮其中？

手机忽然震动起来。是那部黑色按键手机。

孙振国浑身一颤，几乎是扑过去抓起手机。屏幕上没有号码显示，只有两个字：“未知”。

他颤抖着手按下接听键，放到耳边，没有说话。

电话那头，是一个经过处理的、机械的电子音，听不出男女，也听不出年龄：

“孙局，你儿子的事，我们帮不了了。”

孙振国的喉咙发紧，但还是努力保持镇定：“为为什么？钱不够？我还可以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。”电子音打断他，“是你儿子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那个陈墨，背后有人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孙振国急问，“不就是个开小医馆的”

“开小医馆的，能让省卫健委的张伯礼亲自出面作保？能让市局的刑警队队长亲自督办？能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