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绍看中了何进的外戚身份和手中的潜在权力，想要借助他来对抗宦官集团；而何进则看中了袁绍的家世背景和人脉资源，想要通过他来融入士族圈子。

这次相遇，为日后两人联手谋诛宦官埋下了伏笔，也为后来的历史悲剧埋下了隐患。

何进在颍川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妹妹的庇护和自己的小心翼翼。

他就像一个走在钢丝上的人，一边要讨好皇帝和皇后，一边要拉拢士族官员，一边还要提防宦官集团的暗算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性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——曾经屠户的果断渐渐被官场的圆滑所取代，曾经的豪爽也多了几分隐忍和算计。

但真正的考验，还在后面。

中平元年（公元184年），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了。

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的口号，像一声惊雷，打破了东汉王朝表面的平静。

数十万黄巾军头戴黄巾，手持简陋的武器，从冀州起兵，迅速席卷了全国十几个州郡，焚烧官府，杀戮官吏，声势浩大。

洛阳城为之震动，汉灵帝吓得魂不守舍，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。

在这个危难之际，何进的机会来了。

作为皇后的哥哥，又是颍川太守，何进既有外戚的身份，又有地方治理和带兵的经验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在颍川任上，已经提前察觉到了黄巾起义的苗头，“整顿地方治安，抓捕黄巾传教者数十人”，为镇压黄巾起义积累了初步的军功和经验。

汉灵帝任命何进为大将军，封慎侯，让他“率左右羽林卫，屯驻洛阳都亭，掌京城防务”，同时统筹全国的平叛事宜。

大将军是东汉王朝的最高军事长官，秩万石，位在三公之上，手握天下兵权。

何进深知，这既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如果能成功镇压黄巾起义，他的地位将稳如泰山；如果失败，不仅自己会身败名裂，整个何家都可能万劫不复。

他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上任之后，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：

首先，他整合京城防务，将左右羽林卫和京师禁军重新整编，加强巡逻，严密防范黄巾军偷袭洛阳；

其次，他举荐了皇甫嵩、朱儁、卢植等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将领，让他们分别率军前往各地镇压黄巾军；

同时，他还听从袁绍的建议，下令各州郡自行招募义兵，扩充军事力量，共同对抗黄巾军。

这些措施在当时来看，是非常有效的。

皇甫嵩、朱儁等人都是东汉末年的名将，作战勇猛，指挥有方；而各州郡招募的义兵中，也涌现出了曹操、刘备、孙坚等一批日后的风云人物。

何进虽然没有亲自率军出征，但他作为全国平叛的总指挥，居中调度，协调各方，功不可没。

尤其是在颍川战场，何进曾经任职的地方，黄巾军波才部围攻颍川，形势危急。

何进及时调派皇甫嵩、朱儁率军驰援，同时下令自己在颍川的旧部配合行动。

最终，皇甫嵩等人在长社以火攻大破黄巾军，斩杀数万人，平定了颍川之乱。

消息传到洛阳，汉灵帝大喜过望，重赏了何进，何进的声望也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度。

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，何进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用人眼光。

他知道自己的军事才能有限，所以并不刚愎自用，而是充分信任皇甫嵩、朱儁等将领，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。

他也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受士族待见，所以积极拉拢袁绍、曹操等士族子弟和寒门才俊，将他们纳入麾下，任命袁绍为中军校尉、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让他们参与军事谋划。

通过镇压黄巾起义，何进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，更构建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“外戚+士族”权力联盟。

此时的何进，手握京城兵权，麾下人才济济，妹妹是皇后，外甥是皇子，可谓是权倾朝野，风光无限。

但权力的巅峰，往往也是危险的边缘。

何进的崛起，打破了东汉王朝长期以来“外戚、宦官、士族”三足鼎立的权力平衡。尤其是宦官集团，对何进的崛起充满了忌惮。

东汉自和帝以来，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，成为政治常态。

外戚凭借皇后的关系掌握朝政，宦官则依靠皇帝的信任干预政事，两者明争暗斗，互相倾轧，而士族则在中间摇摆不定，时而依附外戚，时而联合宦官。

黄巾起义爆发后，宦官集团因为腐败无能，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指责，而何进则因为平叛有功，声望日隆，成为了朝野上下公认的核心人物。

宦官集团不甘心失去权力，开始暗中算计何进。

而汉灵帝虽然信任何进，但也忌惮他的权势过大，想要扶持宦官集团来制衡何进。中平五年（公元188年），汉灵帝设立西园八校尉，任命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，统领西园军，同时规定“大将军亦须受西园军调度”。

蹇硕是宦官集团的核心人物，身材高大，武艺高强，深得灵帝信任。

灵帝设立西园八校尉，表面上是为了加强京城防务，实际上是为了用宦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