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唐时期同样硬气，王玄策出使天竺遭袭，他没有跑回长安哭诉，而是去吐蕃和尼泊尔借兵，回头把那几个印度小国全灭，将首领抓回长安砍头。

那时候的中国人，骨子里流淌着尚武的血液，出将入相是无数士人的理想，文武双全的儒将十分常见。

然而，安史之乱改变了一切。

这场由胡人将领发动的叛乱，让大唐从巅峰跌入谷底。战乱造成黄河流域人口锐减，从战前的5000万骤降至1600万，损失高达3600万人。

华北中原大地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。

为了平叛，唐朝调动西北边防军，导致西北空虚，吐蕃趁机霸占西域，丧失河西陇右。

这场浩劫不仅是一场人口大消亡，更让唐人对胡人产生深深的仇恨与防备，原本华夷一体的包容局面被华夷分防所取代。

此后200年几乎都处于乱世，中原士族与近300万居民被迫南渡，南方人口首次超越北方，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，而留守的中原渐渐失去文化精英的滋养。

到了宋朝，承接五代十国军头作乱的残局，统治者心有余悸，开始以文制武，杯酒释兵权。

武将跋扈带来的惨痛记忆让士大夫对武人成见日深，出将入相的传统断裂，文武分途成为现实。

宋朝养成了一种能用钱解决就绝不动武的思路。

于是我们看到，宋朝给大辽岁币，给金朝岁币，打不过西夏也给岁币，甚至连大理都给钱。

无论谁来，都用钱打发。

自此之后，中国人的民族性变得非常内敛和怕事，遇到外敌形成了一种用钱办事的思维，不再崇尚武力反击。

中国人越来越不尚武，除了防范内乱的心理作祟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

一方面，中原王朝有钱后更倾向于雇佣外族打仗，守边关的多是胡人，叛乱与平叛皆依赖外族，最终酿成大祸。

另一方面，人口不断增长导致耕地紧张，原本养马的牧场被开垦成耕地，人地关系失调让中原王朝失去了战马来源。到了宋朝，疆域有限，更是没地方养马。

没有马匹支撑，再加上长期的承平与内敛，面对外敌时的武力值大幅退化，彻底告别了那个虽远必诛的尚武时代。

安史之乱是分水岭。

袁文听后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点点头：“你的观点，我很认同。”

两人的某些三观，其实高度契合。两人其实在相互成全。

这也是温政留恋她的原因之一。

笨牛与流星，更多的是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觉。

两人一起看星星，其实看的是寂寞，看的是彼此的人生，是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”，亦是“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”

更是“问君此去几时还，来时莫徘徊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惟有别离多。”

笨牛是旗人。

1912年2月，宣统退位。北京几十万旗人的钱粮停了。

清廷养了他们268年，每月发钱发粮。同时规定不准经商、不准务农、不准干手工业。这套制度学者叫它“制度型族群”，说白了就是把人圈起来喂。

喂了两百多年，除了提笼架鸟遛狗听书，他们什么都不会。

民国政府不是没管。办工艺厂、搞赈济，但财政没钱，根本养不起几十万人。

1920年《民国日报》调查，北京内城旗人十分之八在底层，不少已经跟乞丐没两样。

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会干活。

不是懒，是真不会。

从小被教育“爷”不能干下人的活，拉洋车是臭拉脚的，当伙计是丢祖宗的脸。这套观念刻进骨头里，改不了。

有人想通了。脱了长衫去拉车、当学徒、说相声。侯宝林就是旗人出身，为了活命拜师学艺。有人死守着破院子，每天照样喝茶遛鸟，把女儿送进八大胡同换钱，自己继续去茶馆听书。

老舍看得透。他写书。

旗人觉得汉人俗、累，每天起早贪黑为几文钱奔波。可大厦倒了才发现，正是这些他们瞧不起的俗人，用他们觉得累的方式撑起了世界。

民国户籍只登记籍贯，不登记民族。大批旗人隐姓埋名，爱新觉罗改姓金，叶赫那拉改姓那，钮祜禄改姓郎。到后来第一次人口普查，北京满族只剩三万多人，跟之前的几十万差了十倍不止。

一个族群几乎从户籍上消失了。

这事搁今天看，不是笑话，是镜子。任何一个人，如果长期脱离劳动，只靠身份吃饭，只靠体制养着，当那堵墙突然倒了，你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。

今天多少行业里，还有人指着“铁杆庄稼”过活？

笨牛靠自己的劳力生活，他是值得尊敬的。

夜空中，忽然有流星闪过。

长夜静眠，星河低垂。忽然一道光，自天际奔来。它挣脱亘古的轨道，携着滚烫的温度，划破沉沉暮色。

短短一瞬，亮得坦荡，落得从容。它转瞬即逝，却偏为这刹那惊艳心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