稻壳的成分。”

在遗址的灰坑里，他们找到一块带刻痕的兽骨，上面的线条歪歪扭扭，却能看出是几株禾苗的形状。“这是最早的农业记录，”扶苏数着刻痕的数量，“一株、两株、三株先民在数自己种的庄稼。”

孙健忽然想起在乌镇看到的明代账册，上面也记录着“买稻种三石”“收稻谷二十担”——从兽骨刻痕到桑皮纸账册，人类记录收成的方式变了，可对“丰衣足食”的向往，穿越八千年依旧滚烫。

离开北辛时，山民送给他们一袋新收的小米：“这米种是祖上传的，比杂交稻难吃点，可熬粥香。”孙健把小米倒进陶罐，罐子正是从北辛遗址复购的仿制品，陶壁上的篮纹与八千年前的原件分毫不差。

“你说，”扶苏看着陶罐里翻滚的小米粥，“当年种稻子的先民，会不会也像这样，围在火边等着粥熟？”

孙健盛起一碗，热气模糊了眼镜片：“肯定会。说不定他们也在聊，今年的收成够不够过冬，明年要不要多种几亩。”

车往海边开时，路两旁的稻田渐渐变成盐田，白花花的盐堆像散落的雪。扶苏望着窗外掠过的风车，忽然指着远处的渔船：“你看那船帆上的图案，像不像野店黑陶杯上的鱼纹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