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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市上，游方文人售卖手抄的《逍遥散记》，里面记载着山野隐士的闲适生活，倡导“心自在，身自安”。虽销量不多，却在读书人中悄然传播。

这一切如春雨润物，悄无声息。

西方教最初的传法者们很快察觉到了异常。

一位在南瞻部洲传法三十年的老僧，在给须弥山的报告中写道：“东方民智已开，非蒙昧待启之地。百姓对教义常有疑问，或引本土经典反驳，或以实用之理相较。传播之难，远超预期。”

另一位在东海沿岸活动的西方修士则抱怨：“此地学风开放，百家争鸣。吾宣讲教义时，常有听众以道家‘自然’、儒家‘仁爱’、甚至墨家‘兼爱’相质，需费尽口舌方能解释。更恼者，有匿名文章暗讽我教，却无从查起。”

他们将困难归咎于东方文明“根基深厚”，却不知背后有一只无形之手，在引导着这场文明的自我丰富与升华。

三年后，孔宣站在东海仙坊的观景台上，俯瞰下方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
大鹏来到他身边，低声道：“兄长，西方教在东方的传播速度，比我们预期的慢了至少五成。而且，他们传播的内容也在悄然变化——开始更多强调‘与本土文化融合’，而非直接取代。”

孔宣微笑：“这便是我们要的效果。当一个文明足够强大时，外来者只能适应它，而非改变它。”

他望向西方，目光深邃：“佛法东传，已不可避免。但我希望，那是一场平等的文化交流，而非单向的教化灌输。”

“我们做到了吗？”大鹏问。

“才刚刚开始。”孔宣回答，“但至少，我们为东方文明争取了时间，也指明了方向。”

文明如长河，有主流，也有支流。他要做的，不是堵住任何一条支流，而是让主流更宽广，让整条河更有活力。

这样，当新的支流汇入时，才不会改变河流的本质，只会让它更加丰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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