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厂办的一个文员，那男人也是内陆人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跟厂里那些粗声大气的男人完全不一样。

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上了，男人会给她写纸条，都是些酸溜溜的诗句，王晓南没读过什么书，但她觉得这些话好听，听着就觉得他跟别的人不一样，再加上独在异乡为异客，颇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。

男人高中毕业，在当时算是学历高的，抄几句古诗文，用来哄她这种没读过书，又向往读书人的小姑娘，一哄一个准。

两个人好了有大半年，王晓南怀孕了。

她当时十九岁，一个人在外头，她把消息告诉男人的那天晚上，却得知那人去年就结婚了，他娶的是厂长的女儿，厂长管着三千多号人，在这片工业区里说一不二。

男人能从一个普通文员做到厂办主任，靠的就是这桩婚事，他需要这段婚姻在港城站稳脚。

他跪在地上，一迭声地说“对不起”，像一台出了故障的录音机，翻来覆去就这三个字。

王晓南没有闹。

不是不想闹，而是她性格天生就倔，她丢不起这个人，她最怕的就是被人笑话。

王晓南把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咽了下去，咽得干干净净，连一个嗝都没打。

总之，她辞了厂里的工作，收拾了行李回老家。

那个时候，她肚子已经遮不住了，她妈瞧见她，就抄起门后的扫帚，一边打一边骂，王晓南未婚先孕的消息在村里传开，村里的女人见了她妈就叹气，男人们倒是笑嘻嘻的，看见王晓南时总多看她两眼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
媒人更是不用说了，以前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门提亲，现在一个都没有了，直到后来，王晓南的爸妈收了别人八百块，就将大着肚子的女儿嫁了。

那男人姓顾，四十出头，之前娶过两个老婆，都没生出孩子来。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打架斗殴蹲过几年牢，出来之后也没个正经工作，靠种地和打零工过日子。

王晓南不愿意，但也不想让人笑话，笑话她被搞大了肚子，没人要，于是就这么嫁了。

只不过那个男人，不喝酒的时候还行，但一喝了酒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眼珠子发红，嗓门大得能把房顶掀翻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

顾临蹊小的时候，没少被打，谁叫他是别家的种呢，男人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只能认别人做儿子，心里面觉得憋屈，所以总要找别的事情发泄出来。

王晓南身上的青紫就没断过，可她要面子，夏天穿长袖，冬天也穿长袖，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露过胳膊。

那个时候顾临蹊年纪小，还不知道个中缘由，后来大了几岁，开始记事了，就能从父亲口中的“杂种”两个字，以及每次和母亲回娘家，邻居的指指点点中，拼凑出一个真相。

他的生父并不是那个姓顾的男人，至于是谁，王晓南从来没和他说过，顾临蹊仅知的一些事情，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。

不过他不在乎，他只认一个妈，父亲是谁并不重要。

王晓南的第一段婚姻持续到顾临蹊八岁的时候戛然而止，这一年，顾临蹊名义上的父亲因为酒后斗殴，打死了人，被判了十年。

王晓南听到判决的时候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说不上是开心，还是不开心。

离婚后，娘俩在省城住了下来，王晓南勤快，能说会道，人又长得漂亮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总能把顾客哄得眉开眼笑，她自己学着进货，白天在饭店刷碗端盘子，晚上在夜市摆地摊，卖头花、发卡、丝袜之类的小东西，一天能赚几十块钱。

后来，顾临蹊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和许文辉认识的，只是听她说起，她打工的饭店常有附近工地的工人来吃饭，估计也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吧。

这个男人同样没什么学历，但有一身力气，能搬砖，扛水泥。

顾临蹊连这个人的名字都没听说过，等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他妈跟他说她要结婚了。

她不是不知道许文辉条件不好，离过婚，有个孩子，坐过牢，但她自己呢？她不也是一样，带着一个更大的儿子，所以谁也别瞧不起谁。

她对顾临蹊提起要跟许文辉一起回去见父母的时候，是直接通知，并没有任何要征询他同意的意思。

顾临蹊没有说不许，他只是沉默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问了一句：“妈，你确定吗？”

王晓南说：“确定。”

顾临蹊就没再问了。

所以现在他坐在这张破旧的饭桌前，面前摆着一碟咸菜豆腐和一盘炒南瓜，旁边坐着他妈和他妈即将嫁的男人，对面坐着那个男人黑瘦刻薄的老父亲和一张嘴就停不下来的老母亲，还有那个头发乱糟糟，胳膊肘上结着血痂，穿着一件明显小了两个码的新衣服的小女孩。

她和他不一样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将要结婚了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爸妈已经离婚了。

天真、懵懂、对什么都稀奇，王晓南让他带着妹妹去一边玩，好转移她注意力的时候，顾临蹊面无表情地想，有必要吗，反正迟早要知道的。

但他还是走过去，教那孩子怎么用手机。

现在在饭桌上，女孩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