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孩子们生日我只能待半小时就说要赶飞机”

他顿了顿：“那天晚上，我在车里吐了，不是醉，是累吐的。”

警方通知三位妻子到派出所时，她们的反应出乎意料地相似。

陈敏，38岁，中学教师，戴着细边眼镜，气质温婉。她第一个到，安静地听完民警叙述，然后摘下眼镜慢慢擦拭：“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丈夫不可能”

当看到张鑫和其他两个女人的结婚证复印件时，她的眼镜掉在地上，镜片碎裂。

王芳，34岁，小学教师，扎着低马尾，衣着朴素。她是哭着跑进派出所的，身后跟着七岁的儿子。“我不信！你们诽谤！我要找律师告你们！”直到民警播放了任婷提供的视频——视频里，她的丈夫正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走进某小区。

她突然不哭了，只是死死咬住嘴唇，血丝渗了出来。

任婷，30岁，公司财务，妆容精致，但眼睛红肿。她是带着文件袋来的，冷静得可怕：“需要我提供什么证据？我都有。”但当她看到另外两个女人时，支撑着她的某种东西瞬间崩塌，她瘫坐在椅子上，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。

三个女人被安排在三个房间。陈敏一直端正地坐着，背挺得笔直，像在课堂上；王芳抱着儿子，轻声哼着，不知是在安慰孩子，还是在安慰自己；任婷则反复摆弄手机，解锁，锁屏，再解锁。

当民警带张鑫经过走廊时，三个房间的门都开着。

陈敏抬起头，与他目光相接一秒，然后缓缓转开视线。

王芳的儿子突然喊：“爸爸！”

张鑫的身体僵住了。

王芳捂住儿子的嘴，眼泪大颗大颗掉在孩子头上。

任婷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看着张鑫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
那可能是张鑫一生中最长的十秒钟。

庭审安排在2018年10月。

法庭上，张鑫对重婚罪指控供认不讳。他的辩护律师试图强调“主观恶性较小”“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”， 最令人动容的是最后陈述环节。

张鑫站起来，没有看旁听席——那里坐着三位妻子各自的亲戚，泾渭分明地分坐三块区域。

“法官，各位，我知道我犯了罪，该受惩罚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但说实话，我被抓的那天晚上，在看守所里，睡得比过去十年任何一晚都踏实。”

他描述了自己十年来的生活：每天睁眼先要看日历，确认今天“该是谁的丈夫”；手机24小时不敢静音，怕错过任何一方的消息；连生病都不敢，因为一旦住院，三个家庭都会露馅。

“我有一次发高烧，39度，但那天轮到去王芳家。我吃了双倍退烧药，开车时窗户全开吹冷风让自己清醒。到她家时，嘴唇都是紫的。她说你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空调太冷了。”张鑫笑了，笑容苦涩，“那晚我给她做了四菜一汤，因为那天是她生日。做完饭我差点晕在厨房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。”张鑫终于看向三位妻子的方向，“但请你们相信，我不是完全在演戏。我给陈敏煮红糖水是真的，陪王芳父亲看病是真的，教任婷开车也是真的只是这些‘真’，被切成三份，每一份都不完整。”

他最后说：“我造了三个笼子，把你们关在里面，但其实我自己才是笼子里那只鸟，飞不出自己编的网。现在网破了，我们都自由了，尽管这自由来得这么难看。”

法官敲下法槌时，三个女人同时抬起头。她们的目光第一次在空中交汇，复杂得难以言喻——有恨，有痛，有同情，还有一种诡异的共鸣：她们爱过同一个骗子，也被同一个骗子以他的方式爱过。

2019年初，张鑫因重婚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

入狱前，他签署了离婚协议，三个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全部解除。财产分割异常复杂：十年间，他的工资分三份，每份都进入了不同家庭；他买的房子有一套在陈敏名下，一套在王芳名下，任婷则有一辆车和一笔共同存款。

三个女人选择了三种不同的生活：

陈敏辞去了教师工作，带着两个孩子搬回了苏北老家。“我想让孩子们离这一切远点。”她在电话里对记者说，声音疲惫但平静，“至于未来等孩子们长大了再说吧。”

王芳选择留在昆山，但换了工作和住所。“我要证明，没有他，我和儿子也能过得很好。”她比以前更拼命工作，兼职两份工，儿子送去了全日制寄宿学校，“只是有时候半夜醒来，会突然想：那十年，到底算什么？”

任婷最决绝，她卖掉了昆山的一切，去了深圳。“我要重新开始，当那十年从来没发生过。”她在微博上写，然后注销了账号。没人知道她是否真的能重新开始。

民政系统在这次事件后加速了全国联网进程。2020年底，全国婚姻登记信息实现实时共享，从技术上杜绝了“跨省重婚”的可能性。

但技术能堵住系统漏洞，却填补不了人心里的洞。

2021年春，张鑫出狱。有记者在监狱外等到他，问他今后打算。

“回安徽老家，照顾父母。”他老了许多，背有些驼，“然后找份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