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里，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——用得好，是屏障；用不好，是隐患。

曹操开始推行质任制度：各地豪强、将领，必须把宗族子弟送到邺城居住，名义上是优待，实际上是做人质，防止拥兵自重，割据叛乱。

一般豪强，要么阳奉阴违，拖拖拉拉；要么心怀不满，暗中抵触；要么只送几个旁支子弟，敷衍了事。

李典不一样。

他主动找到曹操，说：“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，居乘氏，自请愿徙诣魏郡。”我愿意把全族一万三千多人，全部迁到邺城，定居在天子脚下，为国家效力！

曹操都惊呆了。

他笑着问：“卿欲慕耿纯邪？”——你是想效仿东汉开国功臣耿纯，举族追随，以表忠心吗？

耿纯当年追随刘秀，为了表示忠心，把老家的房屋全部烧毁，断绝退路，举族随军，成为刘秀最信任的将领。

李典躬身回答：“典驽怯功微，而爵宠过厚，诚宜举宗陈力；加以征伐未息，宜实郊遂之内，以制四方，非慕纯也。”

翻译过来就是：我才能平庸，功劳微薄，却受到主公厚恩，理应举族效力。如今天下未定，战争未息，把宗族迁到京城附近，既能充实京畿，又能镇守四方，我不是为了效仿耿纯，只是为了报答主公，安定天下。

一句话，不邀功、不矫情、不虚伪，实实在在，坦坦荡荡。

曹操听完，感动不已。

他当即同意李典的请求，下令厚待李氏宗族。

一万三千多人，扶老携幼，从乘氏迁往邺城，一路上井然有序，没有一人逃亡，没有一人闹事。李典亲自带队，安抚老弱，保护妇孺，展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宗族凝聚力。

这一步，是李典一生最聪明、最伟大、最有格局的决定。

第一，他彻底消除了曹操的猜忌，获得了终身的信任；

第二，他把李氏从地方豪强，转型为中央直属的军事贵族，家族地位大幅提升；

第三，他用实际行动，证明了自己的忠诚，为后世树立了“公而忘私”的榜样。

曹操大喜，提拔李典为捕虏将军，封都亭侯，后又迁破虏将军，成为曹魏核心将领之一。

很多人说李典傻，放弃了自己的地盘、自己的根基，自断臂膀。

但李典明白：在乱世，最大的安全，不是手握重兵，不是割据一方，而是让君主放心，让同僚信任，让宗族有依靠。

他放弃了小利，赢得了大义；放弃了地盘，赢得了人心；放弃了兵权，赢得了终身平安。

这就是儒将的智慧：不逞一时之勇，不贪一时之利，看得远，想得深，走得稳。

建安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，曹操西征张鲁，夺取汉中，远离中原。

东吴孙权看准时机，亲率十万大军，北上围攻合肥。

此时的合肥，守军只有七千人。

守将三人：张辽、乐进、李典。

这三个人，关系极差，堪称“曹魏死亡三人组”。

张辽，原是吕布部下，吕布之乱时，曾率军攻打乘氏，李氏宗族数十人死于战乱，李典的叔父李乾、族兄李整，都间接死于吕布集团之手，李典与张辽，有血海深仇。

乐进，性格刚烈，勇猛好斗，与张辽、李典都不合，平时见面都不说话。

七千对十万，兵力悬殊；三将不和，人心涣散；主公远在汉中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

合肥，危在旦夕。

曹操早有预料，临走前留下一封密函，交给护军薛悌，信封上写四个大字：“贼至乃发”。

孙权大军压境，合肥城内人心惶惶，薛悌打开密函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若孙权至者，张、李将军出战；乐将军守，护军勿得与战。”

孙权来了，张辽、李典出战，乐进守城，薛悌不要参战。

所有人都懵了。

七千打十万，还要主动出战？这不是送死吗？

更要命的是，张辽和李典有仇，让他们并肩出战，会不会临阵内讧，自相残杀？

张辽第一个站出来，慷慨激昂：“主公远征汉中，等援军到来，我们早就被攻破了。主公的意思，是趁敌人立足未稳，主动出击，折其锐气，安定军心，然后才能守城！”

说完，张辽看向李典，眼神复杂。

他知道，李典恨他。他担心，李典会因为私怨，拒绝出战，甚至暗中使绊子。

全军的目光，都聚焦在李典身上。

一边是血海深仇：叔父、族兄、宗族子弟，死在吕布部下手里，张辽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；

一边是国家大义：七千将士的性命，合肥城的安危，曹魏的疆土，全系于此。

私怨，还是大义？

复仇，还是卫国？

这一刻，李典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撼、让千古传颂的决定。

他站起身，慨然发声，声震厅堂：

“此国家大事，顾君计何如耳！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！”

——这是国家大事，只看你的计策是否可行！我怎么能因为私人恩怨，而忘记国家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