抬起头，脸有点白“处长，这是……”

“下礼拜一去台北，盯个人。”刘耀祖又拿出张照片，“余则成，台北站副站长。记住这张脸。”

李振国听到“副站长”三个字，接照片时，手有点抖。

“下礼拜一上午十点，西门町春水茶楼，二楼靠窗。他会在那儿喝茶，你就坐他对面，看着就行。”

“看……看着？”李振国紧张的发出颤声，“处长，我……我就看着？然后呢？”

“你就喝茶，看报，别老盯着他看。”刘耀祖盯着李振国的眼睛，“主要是看有没有人过去跟他说话，看清他啥反应。”

他顿了顿，补充道“这事儿办好了，有赏。记住，对谁都不能说，老婆孩子都不能提。回来直接找我汇报。”

李振国重重点头“我听处长的。”

“去吧。礼拜六晚上再来站里一趟，我再跟你对一遍，礼拜天上午坐大巴去台北。”

李振国说了声“是”，转身走了。

这是第三拨人，负责坐对面监视。

刘耀祖站在窗前，看着外头天色慢慢暗下来。

还得有个保险。

万一阿旺去说暗号，余则成真是那边的人，当场接了，或者露出破绽，得有人能抓现行。

阿彪的人不是保密局的，没权力抓人。李振国更不行。

不能找警察局的人，余则成在台北站干了这么多年，跟警察局那些队长科长都熟，万一找的人跟余则成认识，全露馅了。

得找完全不搭边的人。

刘耀祖在屋里又转了两圈，突然想起一个人，台北码头上的“海蛇帮”老大，叫黑仔。这人手底下有一帮打手，专门在港口收保护费，有时候也接点“私活”。

黑仔的手下多了去了，余则成不可能认识。

他又拿出一张信纸，写

“黑仔有个活儿，下礼拜一上午十点半，台北西门町春水茶楼附近，可能要抓个人。你派三四个得力的弟兄过去，穿便衣，听我的人指挥。具体细节见面谈，价钱好说。”

写完装好，跟给阿彪的信放一块儿。

这是第四拨人，负责抓人的。

四拨人，清清楚楚。

刘耀祖看着那两封信，长长吐了口气。

他把两封信寄出去。估计礼拜天阿彪和黑仔就能收到信。

礼拜六晚上，李振国又来了。

刘耀祖看他脸色不太好，眼圈发黑，知道这小子为这事几天没睡踏实。

“都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李振国声音有点哑，“十点，春水茶楼，二楼靠窗，余副站长，灰色中山装，戴眼镜，拿《中央日报》。”

刘耀祖点点头“路上住好点儿，吃好点儿，别让人瞧出你是去盯梢的。还有问题没？”

“处长，”李振国犹豫了一下，“要是……要是真有人接头，说些不该说的话，我会不会……”

“不会。”刘耀祖说得很肯定，“你就是个茶客，啥也不知道。出了事儿也扯不到你头上。”

李振国点点头，走了。

刘耀祖坐在办公室里，点了根烟。

烟头的火光在昏暗的屋里一明一灭。

他心里其实没底。

这个计划太绕了。四拨人谁也不认识谁，谁也不知情，全靠他一个人在幕后扯线。万一哪根线断了，全完蛋。

特别是阿旺那小子，憨厚是憨厚，可别到时候紧张，说错话，或者说完不走，那可就露馅了。

可他没别的法子。

人在高雄，手伸不到台北。又不能动用台北站的老部下，人一多，容易走漏风声。

只能用这种招。

赌一把。

赌余则成心里有鬼。

礼拜一，下午快两点时，刘耀祖就到了办公室。坐在椅子上，眼睛死死盯着墙上的挂钟。

李振国坐的是下午三点的巴士，从台北到高雄得四个钟头。最早也得晚上七点才能到。

晚上七点半，李振国还没来。

刘耀祖坐不住了，走到走廊里等。走廊里灯光昏暗，墙上刷的绿漆在灯下显得发暗。他靠在墙上，盯着走廊那头。

八点半了。

就在他准备回办公室的时候，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。

李振国回来了，看见刘耀祖，没出声。

“进来。”刘耀祖转身回屋。

李振国跟了进来，关上门。

“坐。”刘耀祖指了指椅子，“咋样？”

李振国坐下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“处长，我按您说的，十点到了春水茶楼。”

“余则成在不在？”

“在。”李振国点头，“二楼靠窗，灰色中山装，戴眼镜，手里拿着《中央日报》，跟您说的一样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我坐他对面，点了壶茶。”李振国咽了口唾沫，“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继续看报。我就喝茶，看窗外，没敢老盯着。”

刘耀祖盯着他“有人过去跟他说话没？”

“有。”李振国开口道，“十点过五分左右，来了个小伙子，二十出头，穿件旧褂子，看着像个跑腿的。他走到余副站长旁边，弯腰凑近说了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