判断和执行空间，不受或少受刺史、县令其他行政事务的掣肘。二曰程序保障，如刘员外郎所言，在中央强化三司分工与制衡，明确审判、复核、监察的程序，使判决的形成过程更加公开、严谨，经得起推敲。三曰身份保障，此点最为关键，却也最难。”
李瑾看向狄仁杰，狄仁杰微微颔首，接过话头：“殿下所言极是。所谓身份保障，意指司法官员，尤其是专职的审判官员，其任免、考核、升迁、惩戒，应有不同于普通行政官员的特殊程序和标准。应更侧重于其明法、公正、刚直的品性与能力，而非完全取决于上司的好恶或与行政事务相关的‘政绩’。其履行职责，只要依法依规，即便判决结果不合某些人之意，亦应受保护，非因贪赃枉法，不得轻易罢黜。如此，司法官员方敢挺直腰杆，依法断案。”
“这……这近乎是要求给予司法官员一种‘特权’了。”那位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监察御史忍不住道，“若真如此，州县司法参军事岂不成了刺史无法完全辖制的‘独立王国’？大理寺、刑部官员若恃此而无恐，不听朝廷招呼，又当如何？再者，此等官员由谁选拔？如何确保其本身公正？”
“问得好。”狄仁杰沉声道，“此正是难点所在。故老夫以为，此事不可一蹴而就，当徐徐图之。首先，可在新律之《职制律》或专门篇章中，原则性地申明：‘诸审判之官，须明法令，据律、证断罪，不得徇私阿曲，亦不应受非法干预。其依法所断，即为尽职。’此为定下基调。”
“其次，关于地方司法专官，可先选择若干州郡进行试点。人选需精挑细选，由刑部、大理寺、吏部共同考察推荐，要求通晓律令、品性刚正。其职权、与刺史的关系，需有详尽章程。其考绩，刑名事务的公正、效率、上诉率等，应占很大比重。此非建立独立王国，而是专业化分工。刺史仍为一部之长，总揽全局，对司法专官有监督、弹劾之权，但不应随意推翻其依法作出的判决，若有异议，需通过法定程序（如上报、复核）解决。”
“至于中央三司，”狄仁杰继续道，“强化现有分工与制衡程序，使之更规范、更透明。重大案件，确可推行‘三司会审常制’，并详细规定会审的组成、议程、决议方式。会审记录需详实，不同意见需载明。最终报陛下圣裁时，亦需将不同意见一并附上，供陛下斟酌。”
“最后，关于司法官员的保障，”李瑾补充道，“可考虑设立‘法官循资、考功’之特别条款。对其任职年限、升迁路径、惩戒事由（限定于贪赃、枉法、严重失职等）做出特别规定，非经特定程序（如御史台弹劾、三司核查），不得随意调动或免职。其目的，是为司法官员依法履职提供一道薄弱的屏障，使其在面对权势、人情压力时，稍有余地。”
这场闭门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众人从最初的震惊、迟疑，到逐渐深入探讨各种可能性和操作细节，虽然每一步都感觉如履薄冰，但一种前所未有的、试图在坚硬体制中寻找缝隙、植入“专业”与“公正”基因的努力，正在艰难地酝酿。
数日后，一份更为系统、但也更为谨慎的《厘清司法职司、强化断案依程序疏》，以狄仁杰和李瑾联名的形式，秘密呈递到了武则天面前。奏疏中，没有使用“司法独立”这样敏感的字眼，而是通篇强调“明法慎刑”、“职权分明”、“程序严谨”、“专业断案”的必要性。提出的具体建议，也比那日讨论的更加缓和、更具操作性：在部分州试点增设“司法参军事”佐理刑名；细化中央三司在案件审理、复核、监察中的权责与衔接程序；建议对司法官员的考绩，增加“明法程度”、“断狱平允度”等专项指标；重申并要求严格执行案件复核、录囚、御史巡查等现有制度，使其不被虚置。
奏疏的最后写道：“……如此，则内外有司，各明其职；刑狱之事，各有其程。官吏知所遵循，不敢轻忽；百姓明所诉告，不易冤沉。虽人谋之狱或不能尽绝，然法度既明，程序既定，则徇私者有所忌，弄权者有所缚，冤抑者有所申。此非削朝廷之权，实乃彰朝廷之公、固朝廷之本也。伏乞圣鉴。”
这份奏疏，被悄然送到贞观殿的御案上。武则天独自一人，在灯下反复看了数遍。她的手指轻轻划过“不敢轻忽”、“不易冤沉”、“有所忌”、“有所缚”等字眼，目光幽深难测。
她当然明白狄仁杰和李瑾的用意。这是在为之前酷吏横行、司法沦为恐怖工具的混乱局面补偏救弊，是在为“永昌”这个年号涂抹上“法治”、“公正”的釉彩，也是在为她儿子的未来铺路——一个更稳定、更可预期、更少任意性的司法体系，无疑更适合一个常态化的统治。
然而，这也在无形中，试图给皇权——包括她自己的权力——套上一个若有若无的“程序”枷锁。尽管奏疏措辞极为谦卑、务实，反复强调“非削朝廷之权”，但其中隐含的“专业化”、“去任意性”倾向，她岂能看不出来？
“相对独立……”武则天低声重复这个词，嘴角泛起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。她并不喜欢任何形式的“独立”，哪怕只是“相对”的。但她也深知，经过之前的血腥清洗，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渴望秩序和规则。建立一个看起来更公正、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