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得其所。’圣王亦不废交易。今之世，非古之小国寡民可比。两京繁华，万国来朝，货殖流通乃国家生机所在。朝廷设市舶司，征商税，已承认其利。既有其利，则当有其规。无法，则利为乱源；有法，则利为国资。”
他看向狄仁杰：“狄公，您看呢？”
狄仁杰沉吟片刻，目光扫过在场诸人，最终落在那些记录着各类商事纠纷的案卷上，缓缓道：“治国如治水，堵不如疏，疏不如导。商事活动，如同水流，已然汹涌，不可强行遏止。若无河道堤防规范之，则必泛滥成灾，侵蚀农田（农业根本），冲毁屋舍（社会秩序）。然若因势利导，修筑坚固之法律河渠，则可使其灌溉沃野（繁荣经济），推动舟楫（促进流通），利国利民。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专立商法，并非拔高商贾地位，使其与士农并列，而是面对现实，因事立法，为已然广泛存在、关乎国计民生之商事活动，确立一套明确、稳定、可预期的规则。其目的，非为鼓励人人逐利，而是为了定分止争，降低交易耗费，保护正当经营，打击奸诈不法。如此，农可安其耕，工可精其艺，商可通其货，各得其所，天下乃治。至于徐公所忧之风俗，崔公所虑之国本，法条之中，自可加以引导和约束。例如，严禁官员经商、限制商贾奢侈、打击囤积居奇、确保粮帛等民生根本物资流通稳定等，皆可载入商法，使其利归于国，惠及于民，而防其弊。”
狄仁杰这番“因势利导”、“筑渠规水”的比喻，高屋建瓴，既承认了商业活动的客观存在和重要性，又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和引导性，一定程度上调和了“本末”之争。他将“立法”本身，从“鼓励商业”的道德争议，拉回到了“规范行为、稳定秩序、有利国家”的实用层面，使得反对者一时难以从道德高地上直接驳斥。
接下来的具体起草工作，更为繁琐和充满技术性挑战。刘晏无疑是主力，他广泛收集了前代有关“市易”、“钱债”的律令格式，以及民间通行的各种“市券”（契约）范本、行会规约，并结合大量实际案例，开始草拟《商律》或曰《永昌商法》的框架。
争论在每一个细节上继续：
?关于“商人”身份：是否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“商人”？如何界定？是按户籍（市籍），还是按实际行为？最终，草案倾向于采用相对宽泛的“凡以买卖营利为常业者”的行为定义，淡化世袭的“市籍”歧视色彩，但同时也规定商人需在官府“注记”，以便管理和征税。
?关于“契约”：这是商法的核心。草案详细规定了买卖、借贷、租赁、寄托（仓储）、承揽（运输加工）、合伙等多种契约的基本要件、格式、见证、违约责任等。尤其强调了“两和立券，依券履约”的原则，鼓励使用书面契约，并对“违契不偿”规定了明确的罚则和官府强制执行的程序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相对弱势的借方、承租方等的利益。
?关于“市券”与“牙人”：针对市场中存在的欺诈，草案规定大宗交易、不动产买卖等必须使用官定格式的“市券”（官方契约），并由官府认可的“牙人”（中介）见证。对“牙人”的资格、职责、禁止行为（如欺行霸市、操纵价格、与一方勾结欺诈另一方等）做出了规范，试图整顿混乱的中间人市场。
?关于“票据”与“汇兑”：面对日益发展的柜坊、飞钱（汇票）业务，草案谨慎地迈出了一步，承认特定格式的“飞钱”或“柜坊存帖”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支付凭证的效力，并对签发虚假票据、冒领等行为设定了刑罚。这尽管简陋，却是对新兴金融业务的初步法律确认。
?关于“海贸”与“市舶”：针对广州、泉州等地繁荣的海外贸易，草案专设“市舶”条款，明确了市舶司的职权、对进出口货物的抽解（征税）比例、对外商的法律保护与约束，以及海难货物处理、走私处罚等，试图将蓬勃但混乱的海外贸易纳入规范化管理。
?关于“垄断”与“物价”：为了平衡，草案也加入了抑制商业负面影响的条款。严禁“把持行市，专擅其利”（垄断），禁止“贩运之徒，共为奸计，操持物价”（操纵市场），对涉及民生的重要物资（如粮食、盐、布帛），官府保留在特定时期“平准”、“常平”的调控权力。
?关于“商税”：明确了商税征收的依据、程序和减免条件，旨在规范征税，减少官吏任意加派、中饱私囊的空间。
每一款条文的确立，都伴随着激烈的辩论。保守派力图增加限制，将商贾牢牢束缚在“末业”地位；而刘晏等改革派则试图在规范中为商业发展留下空间。狄仁杰和李瑾则扮演着调和与仲裁的角色，既要考虑新政鼓励通商的大方向，也要照顾传统观念和现实政治的平衡。
当《永昌商法》草案的初稿，终于以数百条文的规模呈送到武则天案头时，已是深冬。武则天仔细翻阅着这部散发着墨香、充满了争议与妥协的新法草案。她看得很快，但目光在那些关于契约、票据、市舶的条款上停留片刻。
“商事独立成篇……”她放下草案，望向窗外飘起的细雪，低声自语，“狄仁杰、李瑾、刘晏……他们倒是敢想。那些老夫子们，怕是要骂朕‘舍本逐末’、‘与民争利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