猜忌。往日熟悉的笑容，如今看起来都可能别有深意。谁家夜里来了生客，谁家突然有官差模样的人出入，都会引来无数窥探和窃窃私语。因为告密，已经被女帝和酷吏们，制度性地鼓励了。

推事院（武则天特设，由来俊臣、周兴等人主持，专司审理“逆党”案）的大门，日夜敞开。不仅接受官方的检举，更鼓励民间“诣阙告密”。规定凡有告密者，臣下不得过问，皆给驿马，供五品食，使其诣阙。即便是农夫樵人，皆得召见。所言若合旨，则不次授官；不合，亦不追究。于是，“告密之风”大盛。

有奴仆告发主人“诽谤朝廷”，有佃户告发东家“隐匿田亩、抗拒新政”，有商人告发竞争对手“勾结逆党”，甚至有无赖子弟，仅仅因为与人有私怨，便捏造罪名，前往推事院投匦告密。一时间，父子相疑，兄弟相戒，朋友相诬，夫妻相忌。人性的卑劣与生存的恐惧交织，将神都乃至许多州府，变成了巨大的猜疑场。

地方州县，同样被这股白色恐怖的浪潮席卷。

女帝的清洗令和鼓励告密的政策，被各级官员，尤其是那些急于表功或自保的酷吏型官员，加倍地执行，甚至变本加厉。索元礼在河南道，罗织罪名，广牵连，往往一案可牵连数百家，地方豪强、富商、乃至只是对清丈田亩稍有微词的小地主，动辄被扣上“逆党余孽”、“沮坏新政”的帽子，家产抄没，男丁或斩或流，女眷没入官籍。地方官吏为求自保或讨好上司，也纷纷效仿，捕风捉影，深文周纳，以求多抓“逆党”，多立“新功”。

河北道某州，刺史因与已被处决的某“逆党”官员有同年之谊，在对方母亲去世时曾派人吊唁，便被巡按御史以“交通逆党、心怀怨望”之名弹劾下狱，严刑拷打之下，攀扯出州中佐贰官、士绅数十人，一时间州城大狱人满为患，人人自危。

江南西道，一名县尉因催缴赋税不力，被上官斥责，情急之下，竟诬告本县一名颇有名望、但曾对新政中某些条款提出温和异议的乡绅“私藏甲胄、图谋不轨”。酷吏闻讯而至，不由分说，将那乡绅全家下狱，严刑逼供，最终酿成冤案，乡绅庾死狱中，家产充公，当地士林为之胆寒，再无人敢公开议论时政。

恐惧如同瘟疫，从洛阳这个心脏，顺着帝国的血管——官道、驿站、公文、流言——迅速蔓延到四肢百骸。地方官员的奏报，开始充斥着对“逆党余孽”的严厉清查和对新政的狂热拥护，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深深的不安和急于撇清关系的惶恐。民间则流言四起，有的说女帝在宫中养了“察事厅子”（密探），能监听百官私语；有的说来俊臣发明了种种骇人听闻的刑具，名目繁多；有的说陛下欲尽诛李唐宗室和老臣……流言越传越邪，越邪越令人恐惧，而恐惧，又进一步压制了任何公开的异议。

然而，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，并非完全没有异样的声音，尽管这声音极其微弱，且充满了痛苦与挣扎。

庆宁院的书房里，李瑾面前摊开着狄仁杰送来的、更加详尽的新法修订草案，以及各地关于“肃清”扩大化、滥及无辜的密报。他的脸色依旧苍白，但眼神中的迷茫和痛苦，已逐渐被一种沉重的坚毅所取代。他提笔，在一份关于限制刑讯、规范取证程序的律文草案旁，用力批注“此条甚善，当严定细则，尤需禁绝罗织、诬告。可设反坐之法，诬告者反坐其罪。”&nbp;他知道，在母亲默许甚至纵容酷吏的当下，这条律文或许短期内形同虚设，但他必须留下痕迹，埋下种子。

他召见了新任御史中丞宋璟。这位以刚直敢言著称的官员，此刻也面带忧色，谈及地方酷吏横行、滥用职权、制造冤狱时，虽然措辞谨慎，但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。李瑾静静地听着，末了，只对宋璟说了一句“御史台，风闻奏事，监察百官，乃天子耳目，亦为朝廷纲纪所在。宋卿既居此位，当振肃台纲，有闻必察，有错必纠。纵是时势艰难，亦不可失却本心。孤，在看着。”&nbp;他没有明确指示宋璟去对抗酷吏，但“振肃台纲”、“有错必纠”以及“孤在看着”这几个字，已是一种无声的支持和期待。宋璟浑身一震，深深一揖，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光芒。

李瑾甚至开始有限度地接见一些因“支持新政”而被提拔、或因“背景清白”得以留任的年轻官员，如姚崇等人，与他们探讨漕运改良、边地屯田、鼓励工商等具体实务，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，只是就事论事。他在以自己的方式，在恐怖的政治空气中，开辟一小块专注于实务建设的空间，也为未来储备人才。

而狄仁杰的宰相府，则成了另一个微弱的“安全岛”。这位临危受命、总领修法的老臣，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将一批精通律法、品性相对刚正、且未被卷入清洗漩涡的官员和学者，聚集在府中偏院，日夜不停地研讨、起草、修订新法条款。这里的气氛同样凝重，但更多的是学术争论的低声细语和翻阅典籍的沙沙声。他们知道自己在从事一项或许短期内无法见效，却关乎帝国未来根基的事业。狄仁杰时常对参与修法的同僚们说“吾辈今日所书每一字，皆可能系着未来无数生灵之安危祸福。纵刀斧加身，此志不移。”&nbp;这句话，成了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