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绅，向来以诗书传家，以财富立世，如今朝廷既要断我诗书之望（指优免特权维系的文化地位），又要夺我财富之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不如……”

“噤声！”&nbp;为首的一位致仕京官，曾任户部郎中，对朝局更为熟悉，厉声制止了年轻人的冲动之言，“慎言！造·反二字，也是能轻易出口的？”&nbp;他环视众人，压低声音道，“朝廷此议，尚在争议，未成定法。太子与武后虽势大，却也非铁板一块。朝中反对之声甚烈，狄仁杰、魏元忠等重臣亦未明确表态。此乃生死存亡之秋，吾等不可自乱阵脚，亦不可鲁莽行事。”

“那依兄台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&nbp;有人急问。

“其一，联络。&nbp;速与松江、杭州、湖州、常州等地士绅互通声气，江南同气连枝，共进共退。同时，立刻修书给在朝的同乡、同年、座师，陈明利害，请他们在朝堂力争，务必阻止此议通过。”

“其二，造势。&nbp;可暗中资助那些在野的名士、宿儒，撰写文章，刊印小册，从‘礼法’、‘祖制’、‘国本’、‘养士’入手，痛陈此议之非，将其与‘暴秦’、‘苛政’相比，在士林、民间制造舆论。洛阳、长安的那些小报，只要能出得起价钱，亦可利用。务必将太子与武后，描摹成不遵礼法、不恤士人、与民（实则是与士绅）争利的暴君苛臣形象。”

“其三，施压。&nbp;我江南乃天下财赋重地，朝廷用度，三分有一仰赖东南。可暗中串联各大行会、商会，以‘新政扰民，商路不畅，恐影响今年漕粮、丝绸、茶叶贡赋’为辞，向地方官府，乃至朝廷户部、漕司施压。&nbp;亦可鼓动一些依附的佃户、织工，制造些小的‘事端’，让朝廷看到，江南不稳，则天下不稳！”

“其四，拖延。&nbp;清丈之事，已在推行，难以硬阻。但可在具体执行中，阳奉阴违，拖延塞责。丈量数据可以做手脚，田亩等级可以混淆，鱼鳞图册可以‘遗失’、‘损毁’。总之，能拖一时是一时，拖到朝中政局有变，或陛下、太子顶不住压力收回成命！”

这位前户部郎中的谋划，阴狠而老辣，直指要害。在座众人纷纷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——有愤怒，有恐惧，也有一丝绝地求生的狠厉。江南士绅，这个以财富和文化著称的集团，在触及根本利益时，展现出了惊人的动员能力和政治手腕。

类似的情景，在关中豪强的堡寨、在山东世家的祠堂、在河北军功家族的庄园里，以不同的形式，不同的激烈程度，同时上演着。&nbp;他们或许会互相鄙视（关陇军事贵族看不起江南文人士绅，山东世家又自诩血统高贵），但在“士绅一体纳粮”这个共同的大敌面前，迅速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语言。一封封密信在各地飞驰，一个个或明或暗的联盟在形成。反对的声浪，从朝堂蔓延到地方，从公开的奏疏演变为地下的串联、舆论的煽动和软性的抵抗。

这股汹涌的暗流，很快便以各种形式，反馈到了长安的决策中心。

政事堂内，关于新法细则的争论异常激烈，几乎每日不歇。狄仁杰作为主持者，焦头烂额。反对派官员引经据典，哭天抢地，甚至以辞官相威胁。支持者（主要是部分寒门出身、理念较新的官员，以及被李瑾说服的务实派）则据理力争，但人数和声势上明显处于下风。更让狄仁杰忧心的是，地方上关于清丈工作受阻、甚至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报告越来越多，其中不少明显有地方豪强在背后煽动的痕迹。而来自江南、山东等地关于“民情汹汹”、“商路不畅”的奏报也雪片般飞来，虽然语焉不详，但其中的威胁意味不言而喻。

甚至连宫廷之内，也感受到了这股压力。&nbp;一些与地方世家有姻亲关系的嫔妃、宦官，开始在各种场合，用各种方式，委婉或直接地向武则天进言，诉说新法之“酷烈”，可能引发“民变”，动摇国本。太子李弘，武则天的长子，性格仁厚，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影响，且与许多世家大族关系密切，在几次问安时，也流露出对“士绅一体纳粮”可能导致“士林离心”、“天下动荡”的深深忧虑，虽然未直接反对，但其态度已让武则天和李瑾感到不悦和警惕。

而民间的舆论场，在反对势力的暗中推动和资助下，也开始迅速转向。&nbp;一些原本就对新政、对“牝鸡司晨”心怀不满的守旧文人，捉刀代笔，写下大量抨击文章、诗词、匿名揭帖。他们不敢直接攻击武则天，便将矛头集中对准了提出“祸·国殃民之策”的太子李瑾和户部尚书裴延庆。李瑾被描绘成“年幼无知，受奸佞蛊惑，妄改祖制，荼毒士林”的昏聩储君；裴延庆则是“刻薄寡恩，媚上邀宠，欲陷陛下于不义”的酷吏。这些文章以手抄本、私印小册的形式在士人中流传，甚至有些胆大的小报，也采用影射、比喻的方式，含沙射影地批评朝政。

“商鞅刻薄，卒遭车裂；王莽改制，身死国灭。&nbp;前车之鉴，可不慎乎？”&nbp;一篇文章如此写道，虽未点名，但时人皆知其所指。

更有一些流言在底层百姓中悄然传播，将清丈田亩、一体纳粮与“加赋”、“盘剥”简单地划上等号，煽动不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