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辩论，一般不轻易施以刑责。&nbp;但若假借议论、探讨之名，行诽谤、攻讦、煽动之实，或所言明显悖逆常理、有害风俗，经有司与通儒审议认定，仍当依法惩处。”&nbp;孔颖达对“学术探讨”范围过大表示担忧，坚持加入了“通儒审议”环节，并规定“对先圣经典之核心要义，不得以探讨为名，公然曲解、否定。具体标准由国子监定期议定公布。”

?&nbp;关于文学、艺术创作单列一条“诗词歌赋、小说戏曲、图画等文艺之作，若含有讽喻、影射，但非直接指斥、无明确煽动作乱意图、无具体诽谤对象者，一般不以文字论罪。然内容淫秽、极度荒诞、明显有伤风化者，应予查禁，作者、刊者罚金或杖责。”&nbp;这为《浮世镜》一类讽刺小说留下了模糊的生存空间，但也设立了“风化”底线。

?&nbp;设立审议机构规定“凡涉及上述争议条款之案件，地方州县不得擅断，需呈报刑部，由刑部会同礼部、御史台及（必要时）翰林院、国子监，组成‘出版言论审议会’&nbp;合议裁决。重大或疑难案件，奏请圣裁。”&nbp;这旨在将裁量权一定程度上收归中央，避免地方官吏，尤其是酷吏，滥用法律。

第四层“开放鼓励区”&nbp;的条款相对顺利，一致同意对农桑、水利、医药、工艺、算学、地理等实学著作，忠孝节义、教化人心的文艺作品，朝廷准许发行的官报、政令解读等，予以登记优先、税收减免（甚至免税）、优秀者由朝廷或官营印书馆资助刊行的鼓励。狄仁杰特别提议，每年由礼部牵头，评选“有益教化、利国利民”的优秀出版物，予以表彰奖励，并建议在国子监内设立“新学书局”，专门负责收集、审定、推广此类著作。

除了禁止与鼓励的内容，法律还设立了关键的程序性规定

1&nbp;登记备案制凡刊印、发售、公开设讲（超过一定人数）涉及文字图画内容者，需向所在地州县衙门登记，载明编著者（或主讲人）、刊印者/讲所、主要内容概要（初期可简单分类）。不登记而擅自刊印传播，处以罚金，作品没收。这并非事前审查，而是便于追责和管理。

2&nbp;连带责任作品违法，作者、编者、主要刊印者、明知违法仍大量发售传播者，承担连带责任。这迫使各个环节都需谨慎。

3&nbp;举报告发与反坐鼓励知情者告发违法出版物，查实有奖。但若诬告，反坐其罪，以防滥告。

4&nbp;境外流入管理对从外藩流入的书籍文字，比照此法，由市舶司及边境州县负责查验，违禁者没收焚毁，相关人员惩处。

最大的争议之一，在于是否设立“事前审查”（送审制）。&nbp;以孔颖达、来俊臣为代表的保守和严厉派，强烈要求对所有民间出版物实行刊印前送官府审查，合格后方可刊行，认为这样才能“防患于未然”。而以魏元忠、裴行俭及李瑾为代表的一方，则坚决反对，认为这在实际中不可行（审查量巨大，且会严重拖延信息流通，窒息文化活力），且极易导致权力寻租和思想禁锢。狄仁杰居中调和，最终采取了折中方案对普通书籍、小报，实行登记备案和事后追惩；但对涉及“核心禁区”和“伦理红线”中特别敏感内容（如涉及皇室、高层官员、重大军事、宗教教义争议）的书籍，或首次登记的新办报刊，官府有权要求其提交样本进行“重点查看”，但需在十日内给出明确意见，否则视为无异议。&nbp;这实际是一种有限的、有条件的事前干预，而非普遍审查。

另一个争议是关于“公藏图书馆”的藏书标准。&nbp;孔颖达等人要求严格审查，凡不符合“正道”的书籍一律不得入藏，甚至要求清理现有“问题”藏书。裴行俭、魏元忠及代表“格物院”参与讨论的沈括等人则主张，公藏图书馆应以“广博收藏，兼容并蓄，但分级管理”为原则，可设“公开阅览区”（放置经史子集、朝廷认可的典籍、有益教化的通俗读物）和“特许阅览区”（存放有争议但有一定学术价值，或涉及专业知识的书籍，需有一定功名、或经特许方可查阅）。最终采纳了分级管理方案，但“特许阅览区”的准入标准制定权，交给了礼部和国子监，这为保守势力留下了一定控制空间。

历时近两个月，草案十易其稿，争论、妥协、修改，字斟句酌。&nbp;每一处改动，都牵动着朝野不同派系的神经。草案文本在极小范围内流传，引发了各种猜测和暗中的游说、施压。

终于，在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，最终定稿的《神都律·出版及言论条格》（为彰显权威，并入《神都律》体系）草案，连同详细的立法说明和争议焦点备忘，被呈送到了武则天的御案前。

紫宸殿内，炭火融融。武则天仔细翻阅着这部厚达数十页的律法草案。她的目光掠过那些严谨乃至苛刻的禁止条款，也审视着那些为“学术探讨”、“文艺创作”、“实学传播”留下的狭窄缝隙和复杂但书。她看到了狄仁杰竭力维持的平衡，看到了李瑾试图引导的方向，也看到了条文背后各方势力的角力痕迹。

“狄卿辛苦了。”&nbp;武则天放下草案，缓缓道，“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