菲，但仍被抢购一空，购买者中不乏外邦女子，甚至有些大胆的胡商也替家眷购买。

不光是服饰妆容，唐人的生活方式也在迅速成为风尚。

博览会园区内专设的、由“将作监”指导建造的几家示范性“唐风茶肆”、“唐风酒肆”，终日客满。外邦人们模仿着唐人的样子，跪坐在蒲团上，笨拙地使用着小巧的茶盏，品尝着煎茶（虽然很多人觉得微苦），尝试着用筷子夹起精致的小点心。尽管动作生疏，闹出不少笑话，但人人乐此不疲，仿佛这样坐一坐、喝一口，便能沾染上些许“天朝上国”的风雅气度。

一种被称为“唐音”的简单官话学习小册子（用汉字和简单的音译符号标注），在博览会的书局里卖到脱销。许多外邦商人、使者，甚至随从，都开始结结巴巴地学习“你好”、“谢谢”、“这个多少钱”等简单用语。洛阳、长安两市的一些酒楼、客栈，敏锐的掌柜甚至开始要求伙计学说几句常用的胡语（波斯、粟特、突厥语等），同时，能说几句“唐音”的外邦伙计，也格外受欢迎。

“唐礼”的学习，更是成为上层外邦人士的迫切需求。鸿胪寺顺势在国子监和四方馆开办了“速成礼仪班”，专门教授外邦使节、重要商人及其子弟，如何行揖礼、拜礼，如何在宴会上举止得体，如何书写简单的拜帖和书信格式。虽然学得磕磕绊绊，但那些有头有脸的外邦人，谁也不想在公开场合因为失礼而被唐人暗中嘲笑为“不知礼的蛮夷”。

这股“唐风”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。更深层次的文化产品，也随着博览会的渠道，开始大量向外输出。

“文明之光”馆附属的“典籍书画阁”，除了展示，也接受订购。活字印刷术带来的低廉成本，使得大批量印制、价格相对“亲民”的经典书籍成为可能。简化注释版的《论语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诗经》选本，带插图的《大唐风物志》、《长安洛阳两京图考》，甚至是一些流行的唐人诗集、传奇小说（经过筛选），都被精心印制、装帧，配上简要的外文（主要是梵文、波斯文、突厥文）书名和内容提要，成为外邦贵族、学者、寺庙竞相收藏的“时髦物”。一套精美的、用锦盒装裱的《大唐礼仪图说》（图文并茂），甚至成为最受外邦使团欢迎的“国礼”替代品或补充。

唐三彩的骆驼、骏马、胡人俑，成为外邦商旅最热衷采购的纪念品和送礼佳品，它们色彩鲜艳，造型生动，极富异域风情（对西方人而言的东方风情），又带有明显的“大唐制造”标记。瓷器更是硬通货，虽然顶尖的秘色瓷、邢窑白瓷数量稀少，价格昂贵，但次一等的越窑、洪州窑、寿州窑的青瓷、黄釉瓷、彩绘瓷，仍然供不应求。尤其是那些带有“万国博览”特殊标记（如会徽、年份）的纪念性瓷器，更是被炒到高价。

音乐舞蹈方面，教坊司组织的多场“唐乐舞”专场演出，场场爆满。来自西域的胡旋舞、柘枝舞固然奔放热烈，吸引眼球，但真正让外邦乐舞大师们沉思和模仿的，是大唐宫廷的燕乐、清商乐，那种恢弘的编制、复杂的旋律、严谨的节奏，以及“霓裳羽衣舞”等大型乐舞所展现的叙事性、意境美和高度组织性。许多外邦乐师，在演出结束后，久久徘徊，试图记录下那些奇特的乐谱符号（工尺谱的早期形式）和舞蹈动作。

这股自上而下、由官方示范引领的“唐风”潮流，迅速与民间自发的商业行为、文化好奇相结合，产生了滚雪球般的效应。

洛阳、长安两市，专门针对外邦顾客的“唐风”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从售卖仿制服饰、瓷器、漆器、文房四宝的精品店，到提供唐式妆容、发髻服务的“梳妆阁”，再到教授基础汉语、书法、茶道、古琴的“雅集学馆”，生意兴隆。一些胡商开设的店铺，也开始入乡随俗，将店面装饰成唐式风格，伙计穿上唐装，以吸引唐人顾客，同时也向自己的同胞展示自己“已得唐风三味”。

甚至连外邦使团、商队内部，也出现了“唐化”的攀比。哪个使节的官话说得更流利，哪个商人更能品评大唐茶叶的优劣，谁家女眷的唐式发髻梳得最新颖，谁在宴会上行的礼最标准……都成为私下里比较的话题。穿着唐装、使用唐物、模仿唐礼，不仅仅是为了实用或讨好，更逐渐成为一种“文明”、“时尚”和“地位”的象征。

当然，这股风潮也并非没有涟漪。一些保守的士大夫私下抱怨“胡风未退，唐俗又滥，恐失质朴之本”，担忧过度的炫耀和模仿会带来浮华之风。也有外邦的守旧者，对本国年轻人热衷唐风、轻视本国传统感到不满。但无论如何，这股名为“唐风”的文化洪流，已然势不可挡。

一日，在“万国廊”旁的一家高档茶肆，李瑾与狄仁杰微服而坐，听着周围各种语言混杂、却又都努力模仿着长安官话的交谈声，看着窗外不时走过的、身着各式“唐装”的外邦人。

“狄公，你看这满街‘唐风’，是喜是忧？”李瑾轻啜一口清茶，问道。

狄仁杰捋须沉吟片刻，缓缓道：“殿下，老臣初时亦有担忧，恐重蹈汉代‘胡风盛行’之覆辙，或滋生浮靡之气。然观近日之势，此‘唐风’外溢，与我朝国力展示、新技震慑、乃至博览大会之举办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