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将作监的联合努力下，一座高约五丈的木石结构钟楼，在洛阳定鼎门内、天街起点附近的广场上拔地而起。钟楼顶层，安放着那座精心装饰过的“璇玑授时仪”，巨大的钟面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以便远处观瞧。钟楼内设有专职的“司辰生”，由算学馆和地舆馆的学员轮值，负责照看机械、上弦（重锤驱动，需每日提升重锤）、校准（每日根据正午日晷或夜间测星进行微调），并按照钟盘指示，在整点、半点（对应“正”和“初”）敲响楼顶悬挂的巨钟。
麟德十二年元日，一个晴朗的早晨。洛阳城的百姓们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营生。忽然，一声沉浑、悠长、穿透力极强的钟声，从定鼎门方向传来，在清冷的空气中回荡。
“铛——”
许多人茫然抬头，不明所以。
紧接着，钟楼顶层，有身着青色吏员服饰的司辰生，用特制的铁皮喇叭，向四方高声宣喝：“卯时正点——晨钟鸣，万象新——！”
随后，钟楼底层，巨大的木牌被翻动，显示出“卯正”的字样。同时，钟楼四面垂下的绳索被拉动，四面钟盘外缘，代表“卯”和“正”的符号后面，有一面小小的红色旗帜升起，醒目异常。
短暂的寂静后，人群开始骚动、议论。
“那是何物？”
“听说是格物院造的‘神都标准钟’，以后看时辰，就看那楼上的盘和旗！”
“方才那是报时？卯时正点？比俺家漏壶好像准些……”
“钟声真响，怕是全城都能听见！”
从此，每天十二个时辰，每个时辰的“初”（开始）和“正”（中间），洛阳城的中心都会响起悠扬的报时钟声，风雨无阻。白天观盘看旗，夜晚听钟辨时。很快，东市、西市的主要商家，朝廷各衙署，乃至一些大户人家，开始以钟楼时间为准，校准自家的漏刻、日晷。一种前所未有的、统一的、精确到“刻”的时间感，开始渗入洛阳城的肌理。
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。
首先感受到便利的，是司天台。以往校准漏刻、观测星象计时，极为繁琐。如今，只需在夜间用星象校准一次钟楼时间（钟楼顶设有小型观星台），后续一段时间内的观测计时，都可以依靠钟楼钟声和钟盘，精度和效率大大提高。司天台监甚至主动请求，在司天台内也安装一座较小的、由钟楼通过“对时”校准的副钟，用于内部观测。
其次是水师和正在蓬勃发展的海商。海军将领们敏锐地意识到，在茫茫大海上，若能有一种不受风浪、天气影响的精确计时工具，对推算航速、定位（虽然经度测量还需要更精密的便携计时器，但精确时间是基础）将有巨大帮助。他们向格物院定制了简化、加固、适应船上颠簸环境的大型“船钟”，虽然精度远不如钟楼大钟，但已比沙漏、燃香可靠得多。海商们也闻风而来，希望为他们的商船配备计时工具，以便更精确地安排航行、计算航程。
工坊和工部的工程营造，也开始受益。大型工程的协同施工，如宫殿建造、水利开挖，需要各个工段协调时间。以往靠更鼓或估摸，常有误差。现在，工部在几个大型工地附近设立了“时辰牌”，派专人根据钟楼时间更新，工头们据此安排上工、休息、换班，效率提升，纠纷减少。
甚至连洛阳两市的商户，也开始调整营业时间，以钟楼报时为参照，约定俗成地形成了更统一的“开市”、“闭市”时刻。一些高级酒肆、茶馆，甚至开始提供“计时服务”，按“刻”收费，虽然最初只是噱头，但标志着时间作为一种可计量、可消费的资源的观念，开始萌芽。
当然，质疑和不适也随之而来。不少士大夫和守旧百姓认为，这是“以机巧乱天时”，“时辰自有天定，日出月落，四时更替，方是天道。以机关齿轮划分时刻，拘泥刻板，失了天人合一的韵味。”更有人觉得那规律的、无处不在的钟声，是一种侵扰，打破了自然的生活节奏。
一次朝会上，便有御史出列弹劾：“太子太师于定鼎门设钟楼，以奇技报时，声传街巷，搅扰民居清静，更使市井小民斤斤于时刻，舍本逐末，有伤淳朴之风。且此物靡费颇巨，恐启奢靡之端。”
李瑾出列，从容应对：“陛下，天后。古人立圭表、制漏刻，亦为测时。今之‘标准钟’，不过使漏刻更精、报时更远而已，其用一也。百工劳作，市贾交易，舟车行旅，乃至朝廷议事、军令传递，无不需要知晓时刻。以往时刻不一，误差甚大，常误事机。今立标准，使全城有统一之时，各安其业，各守其时，岂非便民利国之举？至于钟声，可调整响度时辰，以不扰夜寐为度。且此钟之设，尤利军国。水师巡航，海上计时至关紧要；边关烽燧，传递军情需统一步调。此非奇技淫巧，实为经世致用之器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至于‘斤斤于时刻’，臣以为，非但不为过，反是应有之义。农人耕耘，需趁天时；工匠造作，计工论值；商贾往来，守信履约，皆需时刻为准。精确计时，非为拘束，实为效率，为秩序，为信诺。譬如两军约期合击，时辰差之毫厘，胜负谬以千里。此非小事。”
李瑾的话，从实用和军国角度出发，说服了大部分朝臣，连武后也微微颔首。毕竟，那响彻全城的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