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那头传来强强带着哭腔的嘟囔：“妈，我饿……我想回家……”然后是王美凤带着哭音的呵斥：“回家？回哪个家？咱们的家都要没了！都怪你爸没本事！”
张建国恼火的声音插·进来：“又怪我？要不是你天天吵吵要来南城，我们能落得这步田地？”
电话那头又隐隐传来争执和孩子的哭声，乱成一团。
张艳红静静地听着，心底那点因为侄子教育问题而泛起的细微波澜，很快被更深的疲惫和悲哀淹没。看，这就是她的家人。用孩子的未来做筹码，用亲情做武器，理直气壮地要求她解决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——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南城的入学问题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涉及政策、资源、经济实力的复杂系统性难题，岂是她一个打工者，或者韩丽梅一个企业家（即便有能力）应该、且必须去解决的吗？他们把这一切想得如此简单，仿佛她或者韩丽梅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定一切。
而“暂时安顿”，多么轻巧的词。一旦让他们“暂时”留下，解决了住宿，下一步就是解决工作，解决了工作，又会要求解决更好的工作、更便宜的住房、孩子的补习班、父母的养老……需求会像滚雪球一样，永无止境。她太了解他们了。
“嫂子，”张艳红终于开口，声音因为长久的沉默而有些沙哑，但异常平静，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，“强强上学是大事，我理解。但这件事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南城有南城的政策，不是找找关系就能解决的。至于我，或者韩总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义务去破坏规则，为强强解决入学问题。这不符合规定，我也绝不会去做。”
她顿了一下，不给王美凤插话的机会，继续用那种平静到冷酷的语气说：“至于你们现在的处境，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个便宜点的旅馆，暂时住下。但最多三天。三天之内，你们自己决定，是买票回省城，我给你们出路费，回去后我们再商量怎么帮你们渡过眼前的难关；还是留在南城自己找工作、找房子。但无论哪种选择，我都必须明确告诉你们：第一，我不会，也没有能力安排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工作；第二，我不会，也没有能力解决强强的入学问题；第三，我的经济能力有限，除了父亲的治疗费和必要的生活费，我无法长期、无底线地资助你们一家三口在南城的生活。这是我的底线。”
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，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。显然，张艳红如此清晰、如此不留余地的表态，超出了他们的预期。他们或许以为，只要哭一哭，闹一闹，再用孩子教育问题施压，这个一向还算顾念亲情、甚至有些“心软”的妹妹，总会松口，总会想办法。
短暂的沉默后，王美凤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不再有哭腔，而是充满了尖利的嘲讽和怨恨：“张艳红，你行！你真行！读了几年书，在大城市待了几年，就真不认穷亲戚了！一口一个没能力，一口一个没义务！你忘了你是吃谁家的饭长大的了？忘了你上学是谁供的了？现在攀上高枝了，翅膀硬了，就看不起我们这些拖后腿的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把话说得这么绝，好！我们不走！我们就留在南城！我们一家三口就睡大街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你这个当经理、坐办公室的亲妹妹，是怎么眼睁睁看着自己哥哥嫂子侄儿流落街头的！我看你那脸往哪儿搁！我看你那老板知道了，还会不会要你这种六亲不认、冷血无情的人！”
恶毒的诅咒和威胁，如同淬了毒的冰锥，狠狠扎进张艳红的耳朵。她握着方向盘的手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睡大街？让所有人看？用她的名誉和工作来威胁？这就是她的亲人，在她明确拒绝之后，立刻亮出的獠牙。
“随便你们。”张艳红的声音冷得像寒冬的冰，“如果你们觉得睡大街、毁了我的工作，能让你们心里好过，或者能让你们在南城活下去，那就请便。但我要提醒你们，南城不是老家，睡大街是会被警察带走的。我的工作，是我凭本事挣来的，不是靠任何人施舍。你们威胁不了我。”
她不再犹豫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将王美凤可能更加不堪入耳的咒骂掐断在另一端。世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有她自己急促的呼吸和擂鼓般的心跳声在耳边轰鸣。
她靠在椅背上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疲惫，深入骨髓的疲惫。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与至亲之人如此**裸地算计、对峙、威胁，耗尽了她所有的心力。
她知道，事情远没有结束。兄嫂绝不会轻易离开，他们的“睡大街”威胁或许有夸张的成分，但以他们目前走投无路又心有不甘的状态，绝对做得出来更极端、更让她难堪的事情。而侄子强强的入学问题，就像一颗被埋下的、不知何时会引爆的雷。今天他们可以用这个来哭诉求情，明天就可能用这个来制造更大的舆论压力，甚至去学校、去相关部门闹事，把她和韩丽梅都拖下水。
她拿出手机，手指在通讯录上“韩丽梅”的名字上悬停良久，最终还是没有按下去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她需要先自己处理，至少要有个初步的应对方案，不能一上来就把这个烂摊子完全抛给韩丽梅。那不仅是无能，更是对韩丽梅信任的辜负。
但眼下的燃眉之急是，今晚把他们安置在哪里？她不可能真让他们去睡大街，那只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