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骈则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。

一边压缩南诏的生存空间，一边在边境修筑防线，彻底断了南诏北上的念想。

最终，在丢失了交趾和广西的大片土地后，南诏彻底绝望，遣使请降。

他们放弃了僭越的帝号，重新向大唐称臣。

自此，这个在西南边陲蹦跶了一百多年的强权，彻底被打断了脊梁骨。

公元902年，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，夺取政权，建立了大长和国。

南诏，灭亡。

李承乾想到这里，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荒诞的戏剧感。

仅仅五年之后，朱温篡唐。

大唐，也亡了。

这个曾经将三大强敌一一踩在脚下，打得他们或分崩离析，或国灭族消的庞大帝国。

最终却不是亡于外患，而是亡于内乱。

何其讽刺，又何其可悲。

李承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穿越至今，他最大的外挂，是那个时不时冒出来，功能还不甚明了的系统。

而他的第二大外挂，便是这超越了一千四百年的历史经验与见识。

这些经验告诉他，一个国家，一个王朝的兴衰，其根本原因，永远在内部。

就如此前所想，明朝的灭亡，根子在于庶族地主阶级全面掌控了国家权力。

而大唐之所以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，屡次被击倒又能重新站起来，其根本原因，或许也正在于此。

世家门阀，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他们兼并土地，垄断官场，视国法为无物，底线灵活得堪比泥鳅。

但是，凡事就怕对比。

跟后世那群彻底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庶族地主、文人士大夫比起来，世家门阀……

似乎又显得没那么可恶了。

如果把华夏这片土地比作一个巨大的公司。

那么，在世家门阀存在的时代，这个“华夏公司”的股权结构是相对分散的。

皇帝，是最大的股东，同时兼任公司的总经理。

而那些顶级的世家门阀，比如五姓七望，他们就是持有相当一部分股份的大股东。

他们有自己的“分公司”，有自己的人事任免权，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力量。

整个“华夏公司”，实际上是由一个董事局在共同决策。

皇帝这个总经理虽然权力最大，但也要受到其他股东的制衡。

这种结构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

是稳定。

因为大家都是股东，公司是大家的。

公司要是破产倒闭了，所有股东都得跟着完蛋。

所以，哪怕总经理皇帝再怎么折腾，能力再怎么差，其他股东们也会拼了命地维护公司的存续。

他们可以换掉总经理，甚至可以为了争夺股权打得头破血流，但他们绝对不会允许公司破产。

这就是大唐屡屡能起死回生的根本原因。

安史之乱，皇帝跑了，但各地的世家、藩镇这些“股东”们，为了保住自己的“股份”，自发地组织起来抵抗叛军。

而到了庶族地主全面掌权的时代呢？

比如宋朝，比如明朝。

情况就完全变了。

通过科举制，皇帝成功地将所有“股东”都踢出了局，将所有的“股份”都收归到了自己一人手中。

从此，天下再无“股东”，只有“打工仔”。

那些通过科举上来的庶族地主、文人士大夫，无论官居何位，哪怕是内阁首辅，本质上，也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。

他们没有独立的“分公司”，没有自己的人事权，更没有自己的武装。

他们的一切，都来自于皇帝这个唯一的董事长。

董事长让你当e，你就是e。

董事长让你滚蛋，你就得卷铺盖走人。

这种模式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

再也不会出现权臣篡位这种“股东夺权”的破事了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防的就是这个。

但坏处，却是致命的。

打工仔，是没有归属感的。

公司兴盛，我跟着吃肉喝汤。

公司要亡，那我换个公司继续打工就是了。

李自成打进北京，崇祯在煤山上吊。

那些满口“忠君爱国”的东林党大佬，那些清流文臣，转眼就剃了头，跪在了多尔衮面前，高呼“我大清”天下无敌。

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这只是换了个老板，换了个公司而已。

只要自己的待遇不变，甚至更好，给谁打工不是打工？

指望一群打工仔，为公司流尽最后一滴血？

简直是痴人说梦。

一旦公司陷入危机，他们，会作何选择？

一股寒意，从李承乾的脊背上悄然升起。

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所处的时代，虽然世家门阀依旧势大，但科举取士也已经推行了数十年。

新旧交替的时代，才是最危险的时代。

旧的“股东”们心怀不满，新的“打工仔”们野心勃勃。

而他这个未来的“董事长”，正坐在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上。

后世，大明嘉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