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机会，去创造一些真正属于这个国家、这个时代的东西？”

王教授没说话。

赵四继续道：“我不保证成功，甚至不保证他们能亲眼看到成果应用的那天。”

“但我保证，只要他们加入，就会站在中国信息产业最前沿的战线上。”

“他们学到的、做到的，会直接决定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这个国家能不能在信息时代挺直腰杆。”

“你这是画饼。”王教授苦笑。

“是画饼。”

赵四坦然承认，“但饼总要有人画，更要有人去做。”

“我现在缺的，就是愿意相信这张饼，并愿意为之和面、生火、烙饼的人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王教授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赵四。

窗外夕阳西下，给校园里的老建筑镀上一层金红色。

“我手头有三个研究生。”

王教授终于开口，声音很轻，但很清晰。

“一个搞半导体物理的，叫周明，父亲是鞍钢的老工人，这孩子踏实得像块铁。”

“一个搞电路设计的，叫吴晓芸，是个姑娘，心细如发，做模拟电路连零点几毫伏的误差都能揪出来。”

“还有一个……”

他转过身，“叫刘志远，今年才二十一，本科还没毕业。”

“但已经把我实验室里那台老计算机的汇编语言摸透了，自己写了个小操作系统。”

赵四的眼睛亮了。

“但他们都有缺点。”

王教授盯着赵四，“周明太闷，三天说不了一句话。”

“吴晓芸身体不好，有哮喘。“

“刘志远……太聪明，聪明得有些傲气，跟谁都处不来。”

“我要了。”赵四毫不犹豫。

“你不再考虑考虑？”

“王教授，”赵四站起身，走到老人面前，“您说的这些不是缺点，是特点。”

“搞技术的人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。”

“坐得住冷板凳的耐性，揪得住细节的认真，还有不服输的傲气。”

王教授看着赵四，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：

“你啊，还是当年在‘盘古’时的样子。”

“行，人我给你。但赵明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照顾好他们。”

王教授的声音有些发颤，“这些孩子……都是好苗子。”

“别让他们……别让他们白白付出。”

赵四郑重地点头：“我答应您。”

从清华出来时，天已经擦黑。

赵四骑着那辆老自行车，穿行在暮色中的北京胡同里。

车筐里放着王教授给的三个学生的档案材料，薄薄的几页纸，却沉甸甸的。

他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
接下来的一周，赵四又跑了北大、中科院、邮电科学院……

他见的每个人，说的每句话，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：

我们需要人，需要最优秀的人，去做一件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必须去做的事。

有人听完直接摇头：“太玄了，赵总工，不是我不支持，是实在看不到可行性。”

有人犹豫再三：“让我想想，我得跟家里人商量。”

但也有人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

在北大理科楼一间堆满演算纸的办公室里，赵四见到了数学系的青年教师杨振华。

三十出头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衬衫袖口磨得发白。

赵四只说了十分钟，杨振华就站了起来，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，然后转身：

“赵总工，您说的那个指令集优化问题，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图论中的最短路径问题？”

赵四一愣，随即激动起来：“对！就是这个思路！您怎么会……”

“我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个方向。”

杨振华推了推眼镜，有些不好意思，“但毕业后分配来教书，一直没机会应用。“

“赵总工，如果您不嫌弃，我……我想加入。”

在中科院半导体所，赵四见到了五十多岁的研究员孙立人。

早年留苏归国，因为“成分问题”一直在一线做实验，没能带项目。

赵四说完，孙立人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发黄的稿纸：

“这是我六三年开始整理的半导体工艺笔记，苏联的、美国的、日本的……”

“我能找到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”

“赵总工，我老了，带不了大项目，但如果您需要个看炉子、调参数的老师傅……”

“我随时可以。”

在邮电科学院的通信实验室，赵四见到了四十出头的女工程师陈芳。

国内最早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的那批人之一。

听完赵四的介绍，陈芳没有马上表态。

而是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化的通信系统框图，然后在“编码”和“解码”两个模块上重重画了圈：

“赵总工，您说的芯片设计工具，本质上也是编码。”

“把逻辑功能‘编码’成晶体管布局。”

“我们搞通信的，最懂怎么设计高效